中國文化界自晚清以來，有著各種各樣的論戰，沒打過筆仗的文人都不好意思出門。
比如鴉片戰爭失利後，主張“師夷長技”的洋務派，就跟主張“忠孝禮義”的保守派，圍繞著引進西學的問題展開過激烈爭論。這些爭論首先發生在朝堂上，又隨著報紙漸漸走向民間，民間文人也跟著爭得麵紅耳赤。
直到898年，張之洞發表《勸學篇》，以“中體西用”的觀點緩和了兩派矛盾，獲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認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成為人們的共識。
而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曾經代表先進知識分子的康有為、辜鴻銘，其思想見解已經顯得陳舊落後，被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新派文人當做靶子攻擊。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新文化論戰當中，白話文創作得到普及，標點符號和國語也成為標準，民主和科學走向普羅大眾的心中。
這是對近代中國影響深遠的兩場思想論戰，前一場論戰讓中國開眼看世界，後一場論戰加速了中國科學文化的傳播。
或許是因為矯枉過正，有人呼籲正視傳統文化，於是又一場新的論戰開始。“調和論者”（調和中西文化）和“取代論者”（全部西化）吵得不可開交，後來出現的“科玄論戰”和“整理國故”，大致都是此次論戰的延續。
由此從論戰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近代思想發展的脈絡：頑固保守——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全部西化——中西協調……
這是華夏民族的自我進化之路。
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士”的心理認知。就算穿著單衣、啃著饅頭，也依舊心懷天下，常常指點江山，乾涉政治，批判時局，在近代曆史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大概是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以後，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大不如前，“士”這一身份也走向日暮黃昏。
最近十年的論戰，就顯得細碎得多了，主要分為兩種，即：文學思想之爭和政治理念之爭。
什麼京派海派論戰，什麼魯梁論戰，還有新月派炮轟創造社，左翼文人怒懟禦用文人，第三種人單挑左右派文壇……此等種種，有些看似個人矛盾，其實都是文學思想和政治理念出現了分歧。
大家都在尋找救國之路，隻是想法不同，於是就吵起來了。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讓原本四分五裂的中國思想文化界，逐漸走向統一，知識分子開始達成共識。那就是：放下矛盾，一致抗日！
中華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確立，最開始是在思想文化界實現的。
彆以為這玩意兒沒啥用處，隻是一幫文人在瞎起哄而已。思想指揮行動，要統一行動，就必先統一思想。思想若是統一了，有人不想統一行動，都必須順應輿論潮流。
比如老蔣，活生生被逼得聯共抗日，因為整個思想文化界都是這樣要求的。
早在93年春，攻擊性最強的左聯，就率先放棄了原有的階級鬥爭。南京政府屢禁不絕的“左聯”，自動宣布解散，並提出創作“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
隨後，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等人，聯合簽名發表《文藝界同仁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主張全國文學界應不分新舊派彆，為抗日救國而聯合起來。
現在七七事變已經爆發半個多月，全國文化界出現了五花八門的救亡團體。
僅在上海，就有上海救亡演劇隊、國民救亡歌詠協會、美術界救亡宣傳團、學生戰時服務團、遊藝界救亡協會、戰時攝影服務團、上海漫畫救國會等70多個團體組織。
幾乎是下意識的，人們在聽到七七事變的消息後，就自發聯合身邊誌同道合者，在各自擅長的領域進行救亡活動。不分階級階層，不分學派流派，所有知識分子和文藝人士，都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
周赫煊不僅看到國難當頭，還看到一個民族的振奮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