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運動以來，胡適的表現都是謙謙君子。被人當眾挖苦唾罵，他也能笑臉以對，而此時終於失態罵了臟話。
周赫煊終止了與陳光甫的對華，回頭問胡適：“適之兄，你還主和嗎？”
胡適死盯著那些大屠殺照片，搖頭道：“抗戰猶有一線生機，求和必然萬劫不複。四萬萬國民，若是舉手投降，則悉數淪為待宰之羔羊。”
“很好，你終於想通了。”周赫煊欣慰道。
後世罵胡適的人很多，原因即為主和。然而主和者並非胡適一人，學術大牛陳寅恪和吳宓先生，他們在抗戰初期也是主和的。
在學術界，這份主和名單可以排很長。比如北大校長蔣夢麟、北大法學院教授周炳琳，還有蔣廷黻、陳之邁等等等等，那是數也數不清。
而國黨的高官群體當中，汪兆銘、孔祥熙、張群、居正、於右任、陳立夫、閻錫山、徐永昌、王寵惠、陳布雷、魏道明，這些人要麼主和，要麼傾向於妥協。
你敢相信？大名鼎鼎的陳寅恪先生，曾親口說過這種話：“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
這兩句出自吳宓先生的日記，是七七事變爆發後的第七天，兩人飯後散步閒聊時說的。陳寅恪認為，拱手讓出華北而求和，還能保住華南以偏安，將來或許可以漸漸恢複國土。若戰則全局覆沒，中國永亡矣。
以至於常凱申在南京淪陷後，在日記當中感慨道:“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高級將領皆多落魄望和，投機取巧者更甚……近日各方人士與重要同誌，皆以為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詞。”
在軍令部長徐永昌看來，公開主和者其實有限，更多的是隱性求和者。因為公開主和會被罵漢奸，所以官職越大、全力越盛的人，往往口是心非，高呼抗戰而傾向妥協。
甚至在徐永昌的眼中，擁有軍事實力的地方首腦，在劉湘病逝以後，隻有共黨和桂係才是真正的主戰派，其餘皆心懷叵測。
所以在抗戰之初，常凱申是非常孤立的，靠著乾綱獨斷才把中國拉上了抗日的戰車。
正因如此，汪兆銘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從193年冬開始走上公開求和的道路。他覺得自己能一呼百應，然而真正的實權人物卻不跟著他混，身邊追隨的儘是些政治失意者。
當時的輿論風向是：戰敗可諒，言和有罪。
對於汪兆銘的“豔電”，雖然有無數人破口大罵，但卻不乏同情和共鳴者。因為他們也是這樣想的，隻是汪兆銘當了漢奸，而他們不敢當漢奸而已。
即便到了1939年夏天，這種軍政官僚整體趨向於妥協的情況都未改變，國黨中央黨務秘書王子壯在日記中寫道：“……憑心論之，目前能以支持大局，堅決不撓者，亦似隻有彼（老蔣）一人。自餘之文武大員，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諸口者，比比皆是，終以蔣先生之威望，不能不絕對服從，忍耐痛苦，堅持到底。汪先生之離變，正為一般有知識者之代表。”
我們以前揭了常凱申許多黑底子，但實話實說，老蔣對抗戰的貢獻非常巨大，即便他各種微操作坑害隊友。他身邊的那些軍政大員，十有八九都想著趕快議和，老蔣通過獨裁手段生生壓了下來。
這也是即便到了抗戰後期，還有很多熱血青年支持常凱申的原因，他們認為唯有英明領袖獨裁才能抵抗到底。
可想而知，現在丟了廣州，武漢馬上也要棄守，中國疆土淪陷近半，那些軍政大員的士氣該有多低落。有人甚至認為，中國能夠堅持一年而不速亡，那是因為日本還沒有來真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