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報》傳回來的消息，正是曆史上有名的“高陶事件”。
當初跟隨汪兆銘一起叛國的漢奸不少，其中就有陶希聖和高宗武。
陶希聖我們前文提到過，還串聯一幫“主和派”文人，跟周佛海等人一起撰文抹黑周赫煊。
而高宗武就更不得了，他是汪兆銘投敵事件當中，除了陳璧君之外出力最多的混蛋。汪兆銘本來都沒跟日本人接觸，就是這個高宗武從中牽線搭橋，而且是高宗武主動找上門聯絡日本人的。
汪兆銘在投敵之初，通電揭露常凱申表麵抗戰、暗中媾和，其實說的就是高宗武做出的一堆爛事。
全麵抗戰爆發以後，常凱申派高宗武去香港搞情報工作。
高宗武本事真大，擅自聯絡到近衛文磨的私人駐華代表鬆本重治，以及日本參謀本部特高課課長影佐禎昭。他將影佐禎昭的親筆信交給常凱申，又把常凱申的“和談條件”帶去回複日本人。
但常凱申是否答應和談一直存疑，就連跟高宗武接觸的日本人西義顯都不相信，認為那些和談條件不像是常凱申親口所說，更像高宗武模仿老蔣語氣而自己做出的回應。
這一次“和談”雖然失敗，但很快迎來新的轉機：日本內閣改組，不主張擴大事態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
常凱申把高宗武從香港招回來，讓他負責傳話：“中央軍尚有百萬軍火，即不再輸入尚足兩年之用，即使日本攻下武漢，國府內部亦絕不會起變化。”這說明老蔣也想進行和談，但他的意圖是逼迫日本主動求和，以爭取對中國更有利的和談結果。
但高宗武作為外交官，再次自作主張。他在向日本傳話之時，不斷強調中國有一個以汪兆銘為中心的“和平派”，並首先提出一個中日和談思路，即：擁戴汪兆銘，使之成為中日和談的媒介。
可以說，汪兆銘能夠實質性的投敵做漢奸，高宗武乃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為什麼說香港《大公報》傳未來驚天消息呢？
陶希聖和高宗武居然良心發現，他們從上海潛逃到香港，向《大公報》揭露了汪兆銘的所有賣國行徑，甚至把汪兆銘簽署的賣國條約副本都偷出來了。
陶希聖、高宗武二人不斷擁汪促和，出發點無非有兩個：
第一，“救國救民”。這裡的救國救民必須打引號，他們深知和談就得出賣國家利益，但更認為中國戰必敗，隻有和談才能苟安。..
第二，政治野心。既然中國靠和談才能苟安，那乾脆由他們出麵進行和談。這樣即可以保住國家，又能撈取政治資本，更能以民族功臣的形象節節高升。
但是，汪兆銘剛剛簽署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等八份賣國文件，實在是把陶希聖和高宗武給嚇到了。他們一直以為中日能夠劃江而治，哪曾想，這些文件居然把中國的領土、資源、軍隊、主權、文化各方麵都賣個乾淨。
這些文件一旦生效，中國可以直接宣告滅亡，而他們也將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陶希聖和高宗武被驚出一身冷汗，勸阻汪兆銘千萬不要簽字，趕緊退出和談，或離開上海回重慶，或遠走歐美隱居，總之絕對不能繼續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