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教育發展，有兩個最為顯著的成就
第一，國家教育重心，由戰前的高等教育，逐步向初等教育轉變，主要是義務教育和掃盲工作的普及。
國府明令規定：每鄉鎮設中心小學，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分，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
當然，不喜歡國黨的朋友，也可以噴國民政府是在甩鍋。因為初級教育屬於地方自辦，主要經費由地方自籌，中央政府每年隻撥發一定數額的補助款。
不過在1940年以後，由於地方財政困難，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又出台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並嚴禁地方政府擅自挪用。這一舉措，極大的提高了初等教育普及率，中央政府也相應的增加了初等教育經費。
第二，中高等教育，由戰前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平民教育轉變，一定程度打破了知識壟斷。
以前能讀大學的，除了師範專業以外，基本上都屬於有錢人家子弟，至少也得出身於小康家庭，寒門大學生少之又少。
但在抗戰期間，由於大量學生隨學校內遷，很多都失去了生活來源。彆說讓他們交學費，就解決溫飽都夠嗆。
於是國府采取“貸金”製度，說白了就是給學生發放助學貸款，這些貸款其實是不用償還的。到後來，“公費生”取代了“貸金”製度，公立高中等學校直接由政府負責養學生。
貸金製和公費製，讓無數貧寒子弟能夠免費讀中學、讀大學，這種情況在戰前是不可能出現的。後來60年代到70年代的社會中堅力量，不管是新中國還是台灣，大部分都受惠於戰時教育的貸金製和公費製。
雖然學生們普遍吃的是垃圾夥食，但至少能吃飽飯，至少能讀書不是？這方麵真不能苛求太多，畢竟國家財政困難，光是每年養學生的錢就夠養幾個精銳師了。
整個全麵抗戰期間，教育經費僅次於戰爭經費，甚至遠遠高於發展農業和工業的預算。
所以陳立夫後來才有底氣說：“我自問七年教育部長，對得起國人。”
可以想象當年的情景，從國府高層到社會底層，中國人在咬牙堅持抗戰的同時，拚儘了全力發展教育事業。就好像一個窮苦人家，在外麵受欺負，家裡也餓著肚子，卻勒緊褲腰帶供孩子們讀書似乎這樣就能看到一絲對未來的期望。
這種教育工作不僅是在大後方進行，國府還在日本占領的淪陷區，建立了102個教育指導區，涵蓋18省6市。派遣大批教育乾部奔赴淪陷區，從事公開或秘密的教育活動，聯絡吸收敵占區的中小學教師，消滅抵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並積極引導淪陷區的中學畢業生到大後方來上大學。
當然，戰時教育從整體來說成果顯著，但對具體師生而言就是各種弊病。工資太低、吃得太差、條件太苦……老師和學生們有太多可以抱怨的地方。
特彆是在大學裡麵，國府大肆推行黨化教育，並強迫學校領導集體入黨。這讓追求學術自由的先生們如何能忍受？
就拿西南聯大來說吧，從院校領導到係主任，不管你願不願意，都會主動發給你國黨的黨員證。有些人對此無所謂，有些人則堅決反對，比如聞一多。
南開校長張伯苓的態度是能躲就躲，聽說有人要來發黨員證了，他立馬跑路。被人堵在家裡勸說入黨，張伯苓就各種打哈哈敷衍，甚至孔祥熙等人來做說客也沒用。
但張伯苓終究還是入黨了。
半個月前，國黨秘書長吳鐵城親自拜訪，領走時把一張黨員證放在桌上。張伯苓本想退回，但打開證件一看，發現入黨介紹人一欄寫著“常凱申”，他隻能苦笑著收下。
……
陶行知離開沒幾天，張伯苓也來到了周公館。
張伯苓不是來找周赫煊籌款的，雖然南開中學和南開小學屬於私立，並不能得到中央財政的“貸金”扶持，但張伯苓根本就不缺錢用。他是弄錢的高手，以前張學良主掌華北時搶著給他捐款，現在常凱申同樣主動給他捐款。
在各方機構都資金缺乏的時候，張伯苓甚至有錢接管其他學校，比如三年前就把自貢的蜀光中學並入南開係統。
周赫煊抱拳道：“什麼風把伯苓先生吹來了？”
張伯苓開玩笑說：“我是來給學生做家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