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萬曆十五年》雖然屬於史著經典，但依舊有著難以掩飾的缺點。
原作者黃仁宇在寫書時非常認真，引用了各種史料。可惜這些史料的引用卻不嚴肅，他隻使用符合自己觀點的史料，對不符合自己觀點的史料一概摒棄，甚至掐頭去尾、歪曲裁剪。
比如對李贄的表述，黃仁宇先生把李贄評價海瑞的原話反著理解，對李贄讚揚寡婦守節的態度故意歪曲，對李贄評價蔡文姬的觀點和李贄的哲學思想斷章取義。
一般讀者可能並不在意，但專業人士肯定要找茬。即便沒人說什麼，但隻要周赫煊原封不動的抄出來，必然會誤導讀者對曆史的理解。
好在重慶的圖書館很多，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編譯圖書館、中央大學圖書館、複旦大學圖書館等都內遷來了。周赫煊每個星期讓端木蕻良幫自己借幾份資料，然後窩在周公館慢慢研究，並思考著對《萬曆十五年》的修改。
此時周赫煊書桌上擺著兩本書，分彆是謝國楨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和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他很久沒有這樣靜下心來讀書了，多虧了老蔣的變相軟禁，把周赫煊身上的浮躁消得一乾二淨。
民國時期對明史的研究，30年代之前尚處於迷茫摸索階段，但已經開始對明代的城市生活、黨社運動、學術思想和對外政策進行研究了。到了30年代之後，明史研究開始跟馬克思主義、西方新史學理論相結合，深入探討明朝的政權結構、階級變動、賦稅製度、工農經濟等內容。
說句不要臉的話，如今的明史研究專家，至少有三分之一屬於周氏門徒，這些人的治史方法都是跟周赫煊學的。
春節期間見到周赫煊那篇討論沈萬三的論文，無數明史學專家歡欣鼓舞，因為周先生終於也開始研究明史了。
同樣也得益於這些明史專家的研究，周赫煊現在找資料非常輕鬆，不斷對《萬曆十五年》進行調整修改，但主題框架和其中的大曆史思想沒變。
“爸，你寫這些對國家有用嗎？”周維烈趴在桌邊問，他春節是回重慶過的，元宵節後就要前往昆明。
周赫煊反問：“為什麼你會覺得這些東西無用？”
周維烈道：“就算你把曆史寫出花來，也不能讓國家多收一粒糧食，不能為國家多造一枚炮彈，能有什麼用？”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這句話你沒有聽說過？”周赫煊道。
周維烈說：“那是對個人而言。”
周赫煊說：“國家也是一樣的。你以為抗戰打成這樣，就是因為中國的科學技術落後？不，是因為政府出了問題。政權結構不穩定，政策施行不得法，這些原因造成的內耗甚至比日寇對中國的破壞更加嚴重。我們研究曆史，就是在總結古代政權的利弊。若當今政府能夠揚長避短、擇優而行，遠比造幾枚炮彈、種幾斤糧食更有用處。”
周維烈似乎聽懂了，又似乎沒懂。他抱著老爸的稿子看了一陣，對此毫無興趣，除了海瑞和張居正以外，其他曆史人物他都沒聽說過。
“我還是去學數學吧。”周維烈說完就開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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