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年，是癸卯年，大齊泰平十九年，也是大秦乾元四十一年。
早在十年前，不論是從工農業生產總值來計，還是以據有的龐大國土和眾多海外領地來衡量，齊國都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之為世界一流強國。
從1685年到1720年的35年間，齊國每年的煤產量從1640萬噸增加到11500萬噸，增長7倍多；生鐵年產量從135萬噸增加到820萬噸，鋼產量從180萬噸增加到1060萬噸；棉花消費量從2.8億公斤增加到12.6億公斤；棉紗工廠也從1600家增加到4500家；機械紡錘約有5000萬錠，一年所生產製造的棉紡織產品幾乎占據世界總產量的近一半。
初步估算，在1720年，齊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占比或已超過40％以上，在整個世界貿易總額中，齊國也以一國之力，占據了近五成的份額，這與當時齊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是相符的。
早在1685年，齊國擁有的商船噸位便超過荷蘭，而到了1720年，齊國商船總噸位更是超過了英、荷、法、西、葡、威尼斯、熱那亞等歐洲諸國商船噸位的總和。
齊國的大興（今澳洲布裡斯班市），是這個時期與阿姆斯特丹、倫敦並立的世界三大國際金融中心，在大興交易和融資的各種有價證券，平均每年為8000萬到1億元。齊國還向南洋諸藩、馬來半島、秦國、北明、朝鮮、印度及歐洲各國和廣袤的殖民地輸出大量資本，到1720年，已累計達6億元之巨。
在齊國經濟狂飆突進的同時，齊國的農業也得到迅速發展。截止到1720年，齊國漢洲本土開發耕地麵積擴大至7000餘萬畝（曆史同期，大陸耕地麵積在雍正年間達到1.3億畝）。
而在土地更為肥沃的開化總督區（今爪哇島）、宣化總督區（今帝汶島和小巽他群島）、靖平總督區（今蘇拉威西島），以及巨大的威遠島（今新幾內亞島），還遍布著大大小小的種植園，驅使著無數的土人終日勞作，不僅為本土提供海量的糧食和各種農業原料，還大規模的出口至海外市場，賺取巨額的“外彙收入”。
本土及周邊海外領地，通過各種機械和役使大量土人苦力，修建了無數巨大規模的排水工程和集水工程；漢洲本土及東州（今新西蘭）廣闊的牧場，放養了數千萬頭（隻）的牛羊，不僅為蓬勃發展的呢絨業提供了充足的羊毛，還為兩千多萬國民源源不斷地供應廉價而優質的肉製品和奶產品；田間廣泛應用施肥機，采用處理粘土的新方法，以及更多地使用礦物質肥料（諸多鳥糞島上的磷酸鉀礦等），有效提升了耕地的肥力；農業生產過程中大規模地采用蒸汽機以及其他各種新式工作機，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為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產品產量的提高，創造了最為有利的條件。
海外領地的種植園經濟，本土建立的廣泛農業生產合作社，也使得農業耕作更加集約化和規模化，也為實現農業的工業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三十多年前，齊國尚且對進口的穀物征收一定的關稅，而且對進口的羊毛、木材、生絲、麵紗、蔗糖、茶葉、高檔瓷器、銅、錫及其它五十多種商品征收10%-40%的高關稅，並且嚴厲禁止任何機器、圖樣的出口。
但是隨著二十多年前齊國“工業革命”的初步完成，齊國已確立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保護關稅政策對齊國經濟發展和對外擴張，不僅沒有積極的作用，反而成為進一步發展經濟的障礙，它阻礙了齊國以廉價的工業品打入世界各國的市場、發揮“世界工廠“的作用。
隨即，齊國開始全力推進全球自由貿易政策，不僅廢除了國內大部分商品的進口關稅，還強迫大量與之貿易的國家和地區也實施無任何限製的貿易政策。數十年前爆發的第一次齊印戰爭、孟加拉戰爭、齊日戰爭、緬甸戰爭，以及五年前發生的齊秦夷洲（今台灣島）危機，無不是齊國為了打破地方貿易保護主義，而強製推行自由貿易政策的體現。
在1675年-1700年，齊國一共取消了520多種商品的進口稅和降低了1100多種商品的進口稅；1700-1720年，齊國又降低和取消了許多消費品的消費稅，以及各種原料免稅進口等，消除了關稅保護的殘餘，從而既降低了齊國產品的成本費用，又促進了工商業的繁榮和進出口業務的發達，這符合國內工商業資本的利益，也“推動”了其它國家改進關稅政策，從而擴展了世界貿易，促進了世界經濟的增長。
齊國與衛國、呂宋、琉球、蘇祿、順國、河仙、占城、東丹（領土範圍包括以黑龍江下遊及江北廣大區域）、渤海等藩屬國建立了零關稅的貿易自由區。
秦國、文萊、柬埔寨、暹羅、緬甸、廣南（安南阮氏）、安南（鄭氏）、北明、日本、朝鮮，以及莫臥兒、波斯等國家地區，應齊國的“強烈要求”，先後將齊國商品的進出口關稅保持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
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荷蘭、瑞典、丹麥、普魯士、奧斯曼等歐洲國家亦先後降低了對齊國商品的關稅。
伴隨著工業化，齊國早早地出現了城市化的進程。截止1720年，居民達10萬人口以上的本土城市有19個。建業（今澳洲達爾文）、大興兩城的人口更是超過60萬，長安（今圖文巴市）、威海（今凱恩斯市）、廣陵（今湯斯維爾市）、永昌（今澳洲黃金海岸）、臨淄（今悉尼市）、南都（今墨爾本市）、桂州（今珀斯市）等城市的人口規模均超過30萬。粗略估算，整個齊國本土的城市化率已超過40%以上，為世界之冠（這個時期，英國的城市化率大概在17%左右，法國為12%）。
工業革命使齊國城市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發生雙重變化，齊國的農、林、牧、漁業在1660年以前曾占總勞動力（不含土人）70%以上，到了1720年這一比例大幅降低至40%，並呈繼續下降的趨勢。
在產業結構上，齊國的製造業、礦業和建築業從1660年的25%上升至1720年47%。這意味著大量農村勞動力到工礦區、工業城鎮以及新興城市成為工人，改變了他們曾經既有的生活和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