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墨說：“沒有成功的例子？”
阿巴亥說：“有是有，不過都是遠古傳說，不確定是不是真的。”
秦墨說：“那成功需要具備哪些條件有說嗎？”
阿巴亥說：“需要活著的那個人每年都挖出自己的心頭血出來，姐姐您要看看我的胸口嗎？每一年都要劃開一次，每一年都要痛一遍，我之前還以為這很簡單，但現在覺得我真是異想天開，十年，我怎麼能堅持得下來，這不是要我的命嗎？”
看來阿巴亥的心態已經瀕臨崩潰了。
難怪說這樣的事得要深愛的人。
她忽然想到了一個人。如果他沒說謊的話，那他是真的做到了。
秦墨沉思了一會兒就說：“這件事事關重大，我也沒法違抗大汗生前的旨意，這樣吧，等他們回來，成不成我都給你答複。你也不要報太大的期望，還是要看開點，彆把身子弄垮了，你的好日子還在後頭呢。”
作者有話要說： 皇太極十年來為了複活殊韻，是因為愛還是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覺得愧對她就不惜以這樣的方式讓她新生？不得而知。
下一章皇太極帶著大金精兵在科爾沁和蒙古軍彙合，在此地補充糧草，休息整頓。因為他此次軍事行動賭得太大，隨行的代善和莽古爾泰提出了反對意見，覺得勞師遠行，想要皇太極改變主意，皇太極會如何應對呢？
以下為天聰三年發動己巳之變的背景。
“己巳之變”——後金軍第一次入塞契機的到來和皇太極打破僵局的決心最後下定是由集中因素合成的結果。
1627年4月，“江都和議”後。朝鮮被後金軍殺掠慘重，元氣大傷，迫於壓力與後金以兄弟相稱並開市中江。雖然朝鮮君臣仍心想明朝，但當皇太極回師南指、寧錦敗績之時，卻無力牽製。這以後，朝鮮已不能為後金之憂。對朝戰爭使後金大發戰爭之踩且獲開市之利。這對皇太極與明朝的對抗，既解除了左翼的擔憂並且在實力上有所加強。
早在努爾哈赤時，蒙古科爾沁部即與後金盟誓和好，皇太極即位，科爾沁部遣使來賀。對蒙古喀爾喀、察哈爾等部。後金則采取武力壓服的一貫政策。到1628年，蒙古喀爾喀巴林部被他部殘破，其首領率眾降附後金。而紮魯特部在皇太極繼位初的兵力打擊下，也於此時臣服。“己巳之變”前，內蒙古東部，大半附屬於後金，隻有林丹汗察哈爾部尚遠在西部而未降，但已暫不為後金患。蒙古東部的歸附，不僅增強了後金的實力，且使後金與明朝的戰線可以在更廣延的長城沿線展開，有使明朝防不勝防之勢。
就當時後金的內部來看，皇太極初即位，就已注意到□□“治內”政策的不智，因此一反前弊，不再哭殺漢人，並且宣諭：慎治逃人之罪；對滿（女真）、漢人議罪、差徭公務，一體對待；滿、漢分屯彆居，不再混住等。結果使“漢官漢民皆大悅，逃者皆止，奸細絕跡。”《清實錄》所記固屬誇大其詞，但這些措施，對緩和民族矛盾，穩定後金社會，確實起到了顯著最用。經過兩年的努力，後金統治區的內亂確實有所緩和。
但後金社會並不就此便無可慮之處。在努爾哈赤死後，統治集團內一度爭鬥尖銳，八旗貝勒之間的矛盾進一步發展。皇太極與其三大貝勒實力不相上下，汗權難以集中。當時，皇太極彆無選擇，不解決來自明朝的威脅，不雪兩次失敗之恥，其威信便會受到巨大損失。他必須尋找機會，通過戰爭的勝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加強權利，並伺機消除其他貝勒的掣肘和鉗製。
同時，對外戰爭和搶掠仍是這時期後金政權和社會生存的重要方式之一。1627年以後，後金一直出於饑荒狀態，滿漢矛盾雖有所緩和，但社會不穩定因素亦在增長。“時，國中大饑，鬥穀值銀八兩，因而跟亦有食人之肉者。”當時雖與朝鮮開市於中江，遠不能解決問題；而與明朝早已絕市，欲向明朝索取，議和方式又難以實現；“去搶西邊”，通過山海關是不可能的；因而隻能另辟蹊徑。在這種情況下，“己巳之變”已成為後金尋求出路的必然決策。
當“己巳之變”發生後，明人多以為，後金入塞，皆因袁崇煥妄殺毛文龍，使東江鎮失去牽製之效的結果。這種看法雖有一定道理，但並不準確。1621年東江鎮建立以後，對牽製後金向遼西的進攻，的確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從1626年，袁崇煥提出毛文龍部應“移鎮”，到1628年初裁定（縮減）毛文龍兵額，壓縮兵餉恭迎並改餉道由覺華島，東江鎮已基本發揮部了什麼作用了。就是說，袁崇煥對東江鎮作用的認識是相當差的。這是他之所以殺毛文龍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也可以從毛文龍死後，他仍沒重視東江鎮的建設，隻要維持其不發生叛亂即可的態度證明。如果說袁崇煥殺毛文龍是後金兵入塞的原因之一。倒不如說是因袁崇煥一貫輕視東江鎮的作用，未加妥善經營和部署所使然。
然而，皇太極率兵繞道入塞成功之所以肯呢個，並不全部取決於主觀動機。明朝盈廷上下的麻痹思想幫了他的大忙。明朝舉國專注遼西，而其他各邊仍是兵疲將弱，械缺餉欠。這種情況引起了留心邊事的袁崇煥的注意，他敏感地察覺到後金有乘他邊虛弱，借道蒙古，以求一逞之勢，並一再上疏反複說明這一危險。然明廷對此扔漠然置之，漫無布置。這自然給後金入塞留下可乘之隙，“己巳之變”的發生已不可避免。
《論己巳之變與明朝興替》謝景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