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總比沒有好，特務處以前派往紅俄的特工，要麼已經“失蹤”，要麼已經去西伯地區挖土豆了，無法進行外調。
反正是做個樣子給外人看，有了這些基礎資料再配合上監視，一場有模有樣的監控行動就可以宣告開始了，對二廳也算有了交待。
古琦摩挲著下巴，將自己的安排做了複盤，確定沒有疏漏之後打了個哈欠，慢慢閉上眼睛，坐在椅子上沉沉睡了過去。
第二天一早。
消失了整晚的歸有光急匆匆走了進來，從隨身的皮包裡取出一個文件袋，遞到了古琦的手中。
“科長，這些檔桉存在了軍韋會的機要室，要不是有副處長和二廳的名頭，還真調不出來，您先看看，我抓緊時間休息一會。”
說完，大光頭在屋裡隨便找了個地方和衣而睡，很快就打起了呼嚕，看來這一夜沒少跟軍韋會的官僚們磨牙。
古琦搖搖頭，打開文件袋查看人員檔桉，首先引入眼簾的是一個叫阿列克謝·謝爾蓋耶維奇·布拉戈維申斯基的少校軍官。
此人是紅俄援華航空隊的殲擊機指揮員，1909年出生，布列斯特人，1927年畢業於庫爾斯克工業經濟技術學院，同年參加了飛行員選拔並成功通過測試。
1936年，因在掌握航空技術方麵取得的傑出個人成就，以及在戰鬥和政治訓練方麵的嫻熟領導能力而被授予紅星勳章。
1937年12月奉命來到民國，當時金陵已經失守，布拉戈維申斯基帶隊入駐贛省昌城機場。
彼時第一批援華航空隊已經在金陵和日軍交過手，由於第一任殲擊機大隊長在西北蘭城發生事故身亡，紅俄人實際上是在民國空軍的協調指揮下和日軍進行空戰。
受果軍指揮能力的限製和鬆散氣氛影響，援華航空隊殲擊機部隊缺乏堅強有力的領導，空戰中缺乏戰術運用，因而損失較大，飛行員非常士氣低落。
布拉戈維申斯基一上任就強勢接管了指揮權，製訂了一些規章製度，迅速扭轉了戰局，多次駕機升空與日本人進行空戰。
1937年12月22日，在昌城空戰中，此人擊落了1架九六艦戰，日本海軍第十三航空隊分隊長少左大林法人墜機身亡。
1938年2月25日，他又擊傷、迫降了1架九六艦戰，這也是國府第一次繳獲這種型號的飛機，上個月對方剛剛被紅俄政府授予紅旗勳章。
嘶
古琦看完直嘬牙花，30歲的空軍少校，紅星、紅旗勳章獲得者，不僅是優秀的指揮官，還是技術精湛的殲擊機飛行員，絕對的天之驕子。
他們去查這樣的人，一旦被紅俄人發現，定然會引發一場地震，越想越害怕的他把資料放到一邊，決定不到萬不得已，絕對不能對此人展開貼靠偵查。
然後他看起了第二份檔桉，上麵的人是援華航空隊轟炸機指揮員費奧多爾·彼得羅維奇·波雷寧，上校軍銜，1906年出生，1928年入伍。
古琦頓時頭皮發麻，32歲的上校，參軍不到10年就從列兵升到這個級彆，要說對方不是紅俄空軍重點培養的人才，打死他都不信。
他繼續往下翻了翻，臉色漸漸變得比鍋底還要黑，有一個算一個，紅俄援華航空隊高層就沒一個簡單的。
十歲的少校、中校一大把，顯然紅俄人是把空中精銳派到民國進行實戰鍛煉，以便將來提拔和重用，換個說法就是來鍍分隔金的。
這可怎麼辦，古琦咽了咽口水，感覺自己屁股底下的位置不太穩了，沉吟半晌，他咬著牙用力一拍桌子。
娘的，那就讓所有偵查人員遠距離監視機場，話務監聽也不搞了，爭取用最短時間讓紅俄人發現他們的行動。
不跟蹤，不監聽，不涉及到具體人員，對方總不至於大動乾戈吧，都是乾情報的，應當明白這種程度的調查活動沒有惡意。
二廳那邊也好解釋，查桉子自然要謹慎再謹慎，不把基礎情報摸清楚怎麼行呢，古琦給自己鼓了鼓氣，覺得這麼做沒太大問題。
可有時候怕什麼來什麼，天一亮，負責監視的小特務就發現了一個可疑情況，機場裡的紅俄廚師在機場附近跟不明人員接觸。
之所以說可疑，是因為兩人擦肩而過的時候，廚師將一件東西交給了對方，動作很隱蔽，要不是特務觀察仔細還真發現不了。
古琦聽完眼前一黑，歸有光卻興奮異常，連忙請示要帶人跟一跟那個可疑人員，摸摸此人的底細。
這種合理的要求，古琦無法拒絕，強做笑臉同意了，看著大光頭出了門，他立刻將房間裡的小特務們趕走，拿起電話向左重彙報。
按現在這種情況發展下去，說不定真能查出點什麼，到時候他們不想上報也得上報，要知道出工不出力和知情不報可是兩個概念。
結果左重聽完丟下一句一切由他決定就掛斷了電話，聽著對麵傳來的電流聲，古琦哭喪著臉放下話筒，感覺這回自己怕是要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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