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興則國興。
放眼當下，亦是如此。
如今活躍於朝堂之上的官員，都是傳統教育下的文人，雖然其中不乏聰明的，能夠領會自己意圖的。
但有些思想，難免是根深蒂固。
如重文輕武、重儒輕法、重農輕商等等。
（ps：宋朝的商品經濟雖然發達，朝廷也沒有過度抑製商業，但商業的地位確實不夠高。
在士大夫眼中，商業，不過是為國取稅的渠道之一。
且商人重利輕義，不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
言歸正傳。
故此，在李傑看來，未來一二十年的時間，都是一個過渡階段。
在新學體係下成長起來的官員，才是大宋崛起的主力。
當然。
舊有體係下的官員，也具備改造價值。
範仲淹，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曆史上的範仲淹，崇尚的是孔子，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然而，現在的範仲淹卻覺得，明體達用更加重要。
德行和實務，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不止如此，範仲淹還在策問中大膽寫到，章句、注疏之學，儼然走錯了路。
】
真正的儒學，當是古為今用，為我所需。
此時，範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絲‘六經注我’的傾向。
何謂六經注我？
此話源自於心學大家陸九淵。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
對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這也是經書解讀的兩大派係。
我注六經，重點在於‘六經’，‘我’必須要一字一句的解讀聖賢書中的本意，不允許偏離，也不能牽強附會。
訓詁之學，便是這一派的重要分支。
而‘六經注我’的重點則是在於‘我’，即六經隻是‘我’表達觀點的參照物。
理學大家朱熹，就是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編寫的種種注疏，不知夾帶了多少個人私活，聖賢書，隻是他表達思想的工具。
聖賢書中的本義，不重要。
重要的是符合當下，或者說‘我’的觀點。
在朱熹之前，王安石也是這麼做的。
王安石為了推行變法，直接編了一套《三經新義》，並且將其指定為唯一科舉用書。
所有考生都要學習《三經新義》，答題也要以此為準。
先占領理論高地，讓所有有誌於科舉的士子，全都學習自己的思想。
如此一來，日後科舉入仕的官員，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
在某種意義上，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也是受到了《三經新義》的影響。
聖賢本意，我不管！
以我為準，才是最重要的！
滴答！
滴答！
時間緩緩流逝，翻到最後，李傑發現眾考官隻給範仲淹評了一個五等，堪堪過線而已。
如果不是範仲淹簡在帝心，怕是連五等都難。
想了想，李傑提起朱筆，直接批改了眾考官的意見。
此策，最低也是個三等。
若不是考慮到前兩等不授人，李傑甚至打算評個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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