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什麼樣的計劃都需要進行大量的準備工作，這其中就包括了物質準備和思想準備，葉安是人，雖然有超越前人的遠見，但他畢竟畢竟不是神。
即便是他能避免範仲淹或是王安石犯下的錯誤，但他卻不能保證自己不會犯錯，他走的路也不過是第三條路而已，至於能不能走的通，還需要時間的論證，但最少他相信自己比範仲淹和王安石要準備的充足。
對於王欽若的建議，葉安還是非常認真的采納的，這畢竟是前輩的勸告，當然葉安自己也明白，有劉娥在，變法根本就不用想。
隻不過王欽若什麼都猜對了，唯有一點他猜錯了，葉安根本不是從劉娥那裡知道他重病的消息，而是本來就知道他的死期…………
這個世界對於葉安來說是神秘的，但又有一些東西對於他來說是不設防的。
而秋季收獲的時光最是容易讓人淡忘一切，所有人都投入到了轟轟烈烈的秋收之中，這甚至影響到了整個東京城。
東京城中的人們仿佛約好了一般，紛紛向東京城外而去，在東京城外有田產的人家自然是拖家帶口的出城，這一點是無論貧富都一樣的。
這個時代的人對土地的看重就像是對後世人對房產的看重一般，土地對與他們來說是一切，即便是家中富貴，根本不需要土地的產出，但秋收一到，人們還是會不顧城中的買賣如何，也一定要前往城外的土地裡參加這場收獲，否則便會被人罵做是數典忘祖。
一時間牛車，馬車，驢車遍布東京城開始了一場令人驚異的小遷徙，連帝王天家也不能例外，因為冬日裡帝王不光要參加藉田的秋收，還需要秋獮。
自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獵於近郊後，大宋的曆代帝王都要進行秋獮，隻不過秋獮的次數越來越少罷了。
太祖的秋獮並不是單純的打獵，相反其中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其中符合禮製規範，樹立帝國統治的正當合法權威、促進君臣關係、體恤愛民等政治意義要遠大於狩獵。
而到了太宗時期，國家逐漸穩定，內部不會出現大的變動，從太宗開始逐漸的把目光放到了內治上，於是秋獮的次數越來越少。
但雖然減少，卻並沒與廢止，真宗時“禁圍草地，許民耕牧”，田獵的禮製象征意義和軍事威懾作用更加凸顯。
隻不過趙禎繼位後，年幼體弱，這項製度便暫時的被擱置，而這一次劉娥打著“謂田獵以訓武事”“昭孝德”的名義，才有了趙禎秋獮的可能。
可即便如此，群臣之中依舊有人極力反對，並且提出了三點“一者在外言兵不利天子之安危；二者興師動眾出門行獵既荒廢政事，不務正業又破壞農耕生產，擾亂百姓生活；三者有悖於“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儒學教義，也不容於佛教、道教信仰中的“戒殺“。”
這三點理由皆被趙禎親自下詔駁斥，並且還是引用葉安說過的話：“秋獮乃祖宗之製也！強身健體，方能勤政天下；百姓近郊耕種，遠郊則獮於山林又有何妨礙？上天有好生之德，亦有雷霆之怒，不以兵事為重，何以震懾宵小？！”
這三點算是逐一批駁，一時間讓朝臣啞口無言，隻有葉安在朝會上微笑，什麼不利天子，不務正業，上天有好生之德，全是狗屁，達爾文進化論已經說明一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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