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一切都和性有關，隻有性本身與性無關。
性關乎的是權力。
這句奧斯卡-王爾德廣為人知的名言，其實並非出自奧斯卡-王爾德之口。王爾德於1900年11月30日去世，而首次有記錄地使用“sex”作為名詞來指代性交，則是由英國作家大衛-赫伯特-勞倫斯於1929年創造的用法。
換句話說，那位流亡巴黎，英俊憂鬱的都柏林詩人，根本就不可能使用這個他在世時尚未被發明出來的單詞造句。
事實上，這句名言第一次被謄寫在紙張上，是王爾德在阿爾薩斯旅館離開現實世界的整整八十一年後。
莎拉-勒法努和漢娜-坎特爾，兩位名不見經傳，連照片都未能留下的社會學家，在她們人生唯一一部出版物《概括性陳述：有關婦女解放運動的著作》中，大膽地發表了性是彰顯權力的一種主要手段的觀點，並在之後的三十餘年裡，成為了人類社會對兩性關係的共識。
這個理論是如此精辟而深入人心，以至於弗蘭克-安德伍德，美國電視工業曆史上也許是最深沉也最強大的男主角，亦要借用這句話，來向觀眾展示他的為官之道，厚黑之學。
時至今日，這句話凝結出了所有犬儒主義者、平權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甚至是理想主義者都能產生共鳴的哲學思想，在不同群體間發揮著不同的作用。而與它的膾炙人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原作者的默默無聞。
鮮少有人知道莎拉-勒法努和漢娜-坎特爾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即便知曉了真實情況，下一次引用這個名言的時候，人們還是會習慣性地以“奧斯卡-王爾德曾經說過”來開頭。
為什麼？
因為，“性關乎的是權力”這句話，也關乎權力。
隻有從奧斯卡-王爾德或者與其享有同等聲譽的思想大師口中聽到的理論，才具有價值，才值得銘記。
這就是權力所蘊含的能量。
坎耶-維斯特對這種能量了若指掌。
正是因為其對這些大眾傳播學現象深刻而清醒的認識，他才會寫出《Famous》，寫出這段聽上去粗俗不堪的歌詞。
“I feel like me and Taylht still have sex。
Why?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God damn，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這四行文字，可以直接通過字麵意思去理解和分析嗎？
當然不能。
首先，一個很簡單的，不容辯駁的事實是，坎耶-維斯特是一位擁有強烈個性化審美風格，並且數十年如一日堅持標準，一以貫之的藝術家，無論是音樂製作、時尚設計還是伴侶選擇方麵，皆是如此。
而泰勒-斯威夫特，並不在他精心構建並狂熱維護的美學體係之內。
看看職業生涯開始之後，坎耶-維斯特公開的幾任約會對象就知道了。
缺少圖像資料的高中甜心蘇梅克-雷尼拋開不談，從第二任女友兼第一任未婚妻亞曆克西斯-菲弗開始，布魯克-克裡滕登、安柏-羅斯、金-卡戴珊，甚至是這個時空還沒有跟坎耶產生情感交集的伊莉娜-莎伊克、錢尼-瓊斯、比安卡-森索裡……把她們的照片放在一起，你能立即分辨出一些非常趨同的特質。
都留著一頭亮麗的棕發，都有一副豐腴的身軀，並且不管她們出身為何，是黑是白，都把自己調製成了種族模糊的古銅色。
Racial ambiguity，二十一世紀好萊塢最新的審美風潮，坎耶-維斯特推崇至極的擇偶標準，也是泰勒-斯威夫特完完全全的反義詞。
金發碧眼，標準的白人樣貌。母係血統蘇格蘭混德國，父係血統蘇格蘭、意大利，17世紀之前還有一點點英格蘭的傳承，即使在新英格蘭地區，這也算是根正苗白的純種高加索人了。
不僅如此，2016年的泰勒與時尚圈的一種超模打得火熱，審美標準無限向巴黎時裝周的要求靠攏。五英尺十英寸的高度，配上卡莉-克勞斯親自調試的身材，被一眾Reddit網友稱作火柴盒，並非是無的放矢。
換句話說，泰勒-斯威夫特這樣的姑娘，完全不會出現在坎耶-維斯特的擇偶雷達裡，也極難喚起後者的原始欲望。
那為什麼他會在《Famous》這首歌裡宣稱，“我覺得我和泰勒可能還會做愛”呢？
正是因為“我讓這個婊子出了名”。
這句歌詞，充分體現了坎耶-維斯特在泰勒-斯威夫特麵前的優越感和上位者心態，但絕不僅限於此。
在雙方關係已經緩和的前提下，坎耶再度對泰勒發起突然襲擊，其實針對的不是泰勒本人，或者說隻有很小一部分怨念集中在泰勒身上——畢竟無論如何，泰勒也是那個在舞台上唱出《I》，並不斷在各個場合用這件事情開玩笑，讓他顏麵掃地卻又不得不強顏歡笑假裝豁達的實際執行者。但如果恩怨就到這裡為止，那麼坎耶完全不需要如此大動乾戈，上一年從對方手中接過先鋒大獎，下一年就反目成仇，言辭激烈地展開人身攻擊。
歸根究底，坎耶-維斯特真正的攻擊目標，是站在泰勒-斯威夫特身後的環球音樂，和以這家集團為代表的整個音樂工業。
是我讓這個婊子出了名。
你們所有的宣傳嘗試，都不如我在VMA舞台上仗義執言的三十秒。
我是一個你們無法掌控的天才，我隨意宣泄的怒火，都能幫你們意外地再捧出一個明星。
你們這幫食利的、腐敗的、無能的，寄生在藝術家身上靠吸血為生的所謂幕後推手，憑什麼覺得可以擁有我的版權、操控我的事業、摧毀我的自由？
這不是無中生有的揣測，而是坎耶-維斯特貫穿整個職業生涯的抗爭旋律。2004年便成立了自己的藝人管理公司和獨立音樂廠牌GOOD Music，2007年跟Bape共同推出College Dropout聯名鞋款，並在未來的數年時間裡頻繁跟路易威登、朱塞佩-薩諾第和耐克合作，並最終選中阿迪達斯，創建Adidas Yeezy，用這種方式增加他在主業之外的收入，獲得更多的話語權與自主權。
隨著羽翼的逐漸豐滿，2020年，坎耶掀起了一陣反建製風暴，同時將唱片公司及母帶版權所有方Roc-A-Fella、Roc-A-Fella背後的控股集團環球音樂，以及音樂版權發行方EMI告上了法庭，試圖奪回他的所有藝術創作和知識產權。行動受挫之後，坎耶在推特上連續開炮，言辭也變得愈發激進，最終於2022年底，將矛頭對準了他心目中最大的敵人——那些牢牢掌控音樂集團與時尚集團董事會席位的猶太人。
你可以說他自戀、偏執、狂妄，腦海裡飄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但你卻無法否認這個男人對自我認知中那些正確理念的堅持，以及他為之付出的努力。坎耶-維斯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埃斯庫羅斯筆下普羅米修斯式的悲劇英雄。身為非裔美國人，卻遊離在黑白的種族認同之間。被賦予了驚世的音樂創作才華，卻擺脫不了被資本掌控的命運。擁有衝破藩籬的勇氣，卻在屢次嘗試後輸得一敗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