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孟春看向了一個中年男子。
此人一副儒生打扮，手中還輕搖著折扇。
“胡文昌，你們該出手了！”
聽到這話，在場眾人都是神情一震。
因為這個胡文昌可不是什麼簡單人物，而是徽商胡氏的公子，整個徽商集團未來的接班人。
徽州處“吳頭楚尾”，屬邊緣地帶，山高林密，地形多變，開發較晚。
漢代前人口不多，而晉末、宋末、唐末及中國曆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遷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
人口眾多，山多地少，怎麼辦？出外經商是唯一出路。
徽商最早經營的是山貨和外地糧食。如利用豐富的木材資源用於建築、做墨、油漆、桐油、造紙，這些是外運的大宗商品，茶葉有祁門紅、婺源綠名品。外出經商主要是經營鹽、棉（布）、糧食等。
前宋開始就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彆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
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歙縣）的一半，人稱“祝半州”！
元末戰亂期間，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太祖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十萬兩，堪稱驚天巨富。
所以徽商在這個時代就成了財富的代名詞。
徽商並不是籠統隻有安徽這邊的商人，它的範圍囊括了江蘇淮揚一帶。
淮揚一帶因為有鹽，所以誕生了無數的大鹽商，而鹽商這是這個時代最有錢的代表。
大明王朝先前納糧開中，想要獲得鹽引就必須運糧食到九邊重鎮去才能夠獲得鹽引，可不久之後就被迫改了，原因是因為私鹽盛行，再加上朝廷權貴等隨意向皇帝奏討占窩、壟斷開中，造成鹽引的派發量大大超出了鹽業的產能允許範圍。
這迫使大量邊地商人空有鹽引，卻無鹽可領，隻能在鹽場等待新鹽的產出，有的需要等待守支數十年的情況出現，這極大的打擊了邊商輸糧支邊的熱情，導致開中法的執行變得舉步維艱，很難再像洪武、永樂年間那般良好運行。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在於，朝廷推行納糧開中，讓渡出了一部分食鹽利潤給商賈，卻因為這種種原因，導致朝廷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輸糧到邊的商人也越來越少，朝廷明明給出去了食鹽，可九邊軍鎮的軍費還是在不斷增長，以致於朝廷財政開支越來越多，最後致使國庫空虛。
所以在弘治五年的時候，時任弘治皇帝戶部尚書的葉淇，在背後勢力的推動之下，提出了納銀領取鹽引的辦法，改“納糧開中”為“納銀開中”，即是所謂的折色法。
葉琪變法後，從此規定商人們以後不需再將軍需糧食運往邊鎮，隻要向國庫繳納銀兩，就可獲取鹽引。
所以以前這些鹽商想要做鹽的買賣，就必須要運糧食到邊鎮地區去換取鹽引才可以，無疑便利了臨近邊疆軍鎮的山西晉商。
而葉琪變法之後，商賈不再需要跑到邊鎮去，直接拿銀子換鹽引，然後倒賣謀利，而徽商因為地處最為富庶的江南地區，兩淮又有天下第一大鹽場，這江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最為重要的糧食產區，所以慢慢的這些鹽商和糧商彼此之間也是很難分開，徽商也是如此，他們既是大鹽商，同樣也是大糧商，無疑更是便利至極。
胡家是徽商當中的代表性家族，也是實力最為雄厚的一個家族，家族勢力極其龐大，在整個大明上下都擁有極其龐大的影響力，背後更是站著不計其數的江南士族。
也正是因為如此，胡文昌才能夠以商賈子弟的身份，同徐孟春這些朝堂官員坐在一起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