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皇帝話裡，李繼隆聽出了少許警告的意思，李繼隆身體一繃，趕忙起身拜道：“陛下教訓的是，是臣多嘴了！”
劉皇帝卻搖了搖頭，示意他坐下，自個兒則再度陷入了凝思。
朝廷對邊軍後勤的供給，為什麼要分批分部，搞得那麼複雜，其根本原因，還在於把邊軍的後勤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也保證對軍隊的控製。
但也造成了一個問題，那就供給上的大量損耗，李繼隆的話是沒說錯的，這個過程中，有很多損耗都是無謂的，是可以避免的，隻要采取一個就近調派的原則。
早年的時候，在大漢還沒有一統天下，國土還沒有擴張到如此廣闊之時，哪怕從京城調派軍需，也是足以支撐，並顯得沒有那麼地靡費。
但如今顯然不同了，在轉運上的損耗支出，以大漢的體量，都會肉疼的。就說西南的雲南、安南兩道，如果所有的軍需都從京城調撥，就根本不現實。
朝廷也是早就考慮到了這些，再加上兩次北伐、幾次對外擴張，早就對後勤供給做過大的調整，在靠近邊陲的道州進行物資屯儲中轉。
比如山陽一線的邊軍，到如今，就有半數的物資，是從太原調撥，實際由山陽道直接供應的，隻占一小部分。
但這些改變，於本質上，並沒有根本性的扭轉，因為太原的軍需倉儲，其中也有不少是從兩京中轉的。
歸根朔源，又得落到大漢的財稅轉運製度上了。早年，因為藩鎮割據，為了削平地方的山頭，集大權於中樞，劉皇帝曾對地方大動刀子，軍權、財權是動得最狠的。
從一開始不斷削減每年各地的留存錢糧稅收，從五成到三成，到兩成，到最後乾脆全部上繳，再有朝廷統一分配，進行統籌調用。
不得不說，這確實是個矯枉過正的問題，結果是朝廷牢牢地掌控了全國的財政大權，實現了對地方的控製，但同樣的，在那一進一出的過程中，大量無謂的損耗便產生了。
並且，地方留存全部上繳朝廷，也沒有持續太長時間，不到兩年，就被廢棄，朝廷又開始放鬆限製，鬆脫繩索了。
到如今，地方每年財稅，能夠留存兩成進行地方建設、行政運轉以及日常開支，已經成為定製了。這還是朝廷稅收，全麵轉入以銅錢計數的情況下。
當初，那是連糧食、絹帛、布匹都要如數上繳的，那個時候所產生的浪費，才是令人咋舌的，舉全國之力，供養一個開封城，就是那時的現狀。
但不論中樞與地方在財稅上的分配製度如何變化，對於軍需供給，卻始終沒有根本上的變化，哪怕到開寶十五年了，仍舊是由兵部主導，對全國的軍隊後勤，進行統籌的調度安排，有大量的糧食軍械，也確實是從兩京發出的。這是朝廷掌控軍隊最有力有效的辦法，尤其在邊軍規模龐大的情況下。
李繼隆的建言不是沒有道理，至少按照一個就近調派的原則，有些看起來比較冗費的做法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河北的軍糧，不用先輸送京城，再由京城發往太原，最後轉運到山陽，再派發各軍、戍堡，而是，可以直接從河北往太原，往山陽輸送。在其中，可改進的餘地很大。
至於於邊地興建軍需倉儲，首先在劉皇帝這裡，就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不說其他，當邊軍能夠就近支取糧食、軍械之時，倘若有一日生出什麼變故，造起反來，豈不是更加方便，隻要攻破了那些倉場就能獲取叛亂軍需......
有鑒於此，劉皇帝是寧願供饋的過程中多謝損耗，也不願意放鬆管控。以山陽一線的邊軍為例，有雲中、太原兩大後勤基地供給維持，就足夠了，不需要再多建其他軍倉。
這一場父子、翁婿之間的夜談，持了很久，幾乎到夜半時分，方才結束，酒喝了三壺，下酒菜也消滅了五盤，另外還賞足了湖光夜色。
從邊地轟轟烈烈展開的部族政策，到北疆的安全問題，引申到軍力、戍防，再到軍需供給、後勤體係。
驀然發現，自己的大漢帝國，似乎處處都是問題，彷佛哪裡都需要調整改革，以應對新時期下的發展，這讓劉皇帝鬱悶難解的同時，也不得不打起精神。
打天下難，守天下更難，劉皇帝是有了更加深徹的感觸，而越到太平時候，則越需要小心。畢竟，在太平時候，很多危險與矛盾，都是隱藏在那太平無波的水平麵下，太過具備迷惑性，也容易讓人放鬆警惕。，找書加書可加qq群887805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