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地說，劉暘對諸王並不是那麼地忌憚，如今那些弟侄，可都是晚輩，不管是功勳卓著者，還算老成持重者，抑或是跋扈氣盛者，都不具備挑戰他的資格與實力。
乃至太和樓密會，也不甚要緊，即便諸王鬨騰，在京城也不可能翻了天。同時，諸王眼下雖然“同仇敵愾”，但其利益訴求實則並不相同，甚至可以說有根本上的區彆。
如早已封國的安東、饒樂、林邑，與才分封不久具備一定軍政基礎的安西、康居、北庭，以及南洋仍舊處於草創階段，甚至是隻占個名義連基礎的征服工作都沒完成的臨海國，他們亟需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安西、安東乃至林邑國都算是飽漢子，不管朝廷對封國政策怎麼調整，隻要不直接從他們身上割肉，對他們影響都不會太大，憑借著同根同源的身份，以及世祖皇帝劃下的政策優待基礎，他們有的是辦法從國家獲得好處，隻是改變一番吃相罷了。除非朝廷不顧忌影響，撕破臉皮，徹底斷絕了關係，否則永遠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近地諸侯國寄生帝國吸血的情況。
如饒樂、康居、北庭三國，則是處於半饑不飽的狀態，他們都有朝廷長達十數年的經營積累，具備封國的基礎。
雖然他們本能希望繼續獲得朝廷的輸血支持，希望從帝國討得好處，但朝廷真斷了供，還是能過下去的，倘若真有生死顛覆之危機，朝廷總不會坐視不理的。
何況，早在世祖皇帝統治末期，就已經在做類似減省朝廷輸耗的調整了，這也並不是很難以理解。如安西、安東就早在做自我調整了，魏王劉旻在安西掀起的滅教與營所製改革就是為了應對朝廷政策改更。
相比之下，還是新封的南洋諸國，更無法接受呂端那番倡議，遠涉重洋，天塹般的阻隔，如果要從封國上減省國力損耗，首先便是南洋戰事。
到雍熙元年，南洋戰爭已經徹底成為大漢在對外擴張上的包袱，數萬海陸大軍，在數千裡外的蠻夷荒島上進行滅國之戰。
如此開曆史之先河的壯舉，也意味著無法想象的、難以承受的代價，那就是繼安西之後，帝國龐大軀體上又一汩汩冒血的出血點。
說起來，開寶時代於大漢帝國而言，就是一個大擴張時代，在世祖皇帝為核心的帝國朝廷推動下，無數大漢兒郎披堅執銳，向四海八方進行征服活動。
而從結果來看，大部分是虧損的，尤其是安西地區，流血十萬家！吐蕃與西南地區，由於土司製的推進落實，已經在現實條件下極大地節省朝廷財政支出，基本上是中樞與劍南道一家出一半，就足以維持局麵了；
山陽、漠北方向則是中原帝國對北方邊防的固定投入，這一塊是省不了的，同時隨著漠南畜牧業的持續開發，對漠北契丹的影響加深，朝廷在北邊也已能看到來錢。
畢竟，來自草原地帶的牛羊馬駝等牲畜在大漢是十分受歡迎的，尤其是羊肉，上至達官顯貴，下及販夫走卒，都格外鐘愛，而羊毛則未大漢蓬勃發展的毛紡織業提供著豐厚而穩定的原材料……
東北地區，則有開寶北伐的大筆餘澤，當年為滅遼國，朝廷準備了海量的軍事資源，幾乎空竭國力，到安東建國都還享受著那份遺澤。更為重要的，是安東有一個性格堅韌且放得下身段在那苦寒之地苦心經營二十載的秦王，在其努力之下，安東國對朝廷的依賴性在這些年實則大大減少，當然能從朝廷獲得好處那還是得拚命爭取的。
相比之下，彆看海外貿易興起三十年了，“下南洋”的口號也喊了十幾年，但在南洋的經營上，朝廷始終是矜持而謹慎的。
誠然，海軍遠航，攻取良平島……朝廷也實實在在地做了一些事，但無法忽視的一點，在海外拓殖上，中原帝國實在是一個新手，一直到前些年世祖皇帝決定南洋封國，才開始不計代價投資。
南洋戰爭雖然整體順利，但到如今，大漢對於南洋三島也隻是處在一種勉強控製、基本統治的狀態。比起安西三國，南洋封國實在難談底蘊，世祖皇帝駕崩前的分封詔書，也基本停留於詔文。
在這樣的情況下，朝廷要撤了，不玩了，要召還南洋大軍，南洋的諸侯王們如何能夠接受！雖然態度與形式上依舊會保證世祖皇帝詔命的執行，但打折扣的執行，與不折不扣之間，實在有莫大的差距，關鍵一點，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如何保證封國的正常建立與運轉。
最悲催的當然是臨海王劉文海了，他的臨海國才真正停留於口頭上，畢竟緬甸地區也是有主的，那蒲甘國也還處於一個上升期。而劉文海，除了世祖皇帝的封國詔書，以及在雲南訓練的三千甲兵，什麼都沒有，即便劉文海自負才情，也沒狂妄到憑那三千甲士就能橫掃蒲甘、直通等緬甸大小邦國的地步。
當然，繼承晉王遺澤後，劉文海的實力是成倍的增長，當年隨劉晞駐吐蕃的三千近衛，也被賜給劉文海了，以及劉晞幾十年積累的人物力資源，憑著這些，足夠劉文海在緬甸興風作浪。
但若要提高成功率，還是需要朝廷堅定而充足的支持，因此，比起其他諸王，臨海王劉文海才是對呂端之議最為不滿的，當然，也更容易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