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臣告退！”
當初是誰將此人放到洛陽府尹位置上來的？等人退下之後，劉暘心中不禁作想，似乎是先帝挑的人。對先帝的眼光，劉暘一向是信任，乃至崇拜的，然而，如今看來，再英明也有走眼之時。
顯然，經此一事，劉暘對宋白是異常不滿。同時也不禁想起前任府尹宋準，同是姓宋，這為官辦差的差距怎麼如此之遠。
不過，相比起宋白，更讓劉暘為難的，顯然還是惹出此次麻煩的劉曄。此事當然是由劉曄引發的了，若非其行不矩，又怎會給人找到利用攻訐的機會，否則寇準膽子再大，也不敢行此等事！
或許是因為劉曄之事，劉暘取消了當日的小朝會，甚至連正常的問政都取消了。但與此同時，他又先後召見了趙王劉昉、尚書令呂端、皇城使王約以及還沒正式上任的吏部尚書慕容德豐等大臣。
不管起因如何，過程如何，結果就是，“涼國公下獄”之事成為了事實，而此事在大漢朝野之間的影響，用軒然大波來形容是沒有任何問題了，也迅速轉移了很大一部分朝臣的注意力，使其成為“封國之議”之外中樞的又一焦點事件。
而兩件事都牽扯到諸侯王，天然地被人聯係到一起，也凸顯出一點，當下朝廷中樞的事務重心就是諸王封國之事。
一大波原本對“封國成本”磨刀霍霍的臣僚，都在事發後調轉矛頭，把注意力轉向劉曄這邊。這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封國更容易也更適合拿來做文章。
因為前者，有世祖皇帝的“祖製”在，不論怎麼使勁，怎麼詰難，都很難在短時間內動搖得了，最終的結果也可能隻是爭取到一些皮毛的調整。
後者則完全不一樣的，影響更加深重，因為涉及到一個極其敏感的政治問題，那就是皇室天然擁有的“司法豁免權”。
皇室、宗室犯罪，世祖皇帝在這方麵法律的規定是有些模糊甚至可以說粗糙的，簡單到就一條規定，宗室犯罪，交宗正寺論處，而宗正寺如何處置，卻又另成一套體係。這對朝廷的司法權威，顯然是一種傷害，“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等政治正確式的理念，在實際的法條上卻是完全拋棄的。
如此兩套辦法，久而久之，是必然會產生衝突的，這與宮廷內部那一套獨立的體係還不一樣，宮規畢竟具備局限性，範圍有限，規矩卻更細致。
但宗室問題，卻是直接涉及到政治法製，其犯的任何事，侵害的都是大漢正常的行政、司法秩序。過去，衝突還不那麼明顯。
一是有世祖皇帝的壓製，誰敢犯事，也是下狠手的，不隻是拿鞭子抽，拿板子打，還能裡圈禁至死，雖然對龍子龍孫地沒有那麼嚴苛也就是了；
二則是早年皇室成員還不算太多，影響的範圍也有限，然而等到世祖皇帝後期之時，整個宗室成員已經是大爆發了，僅天家就是一大家子，而將來也隻會越來越多，而宗正寺的管理，能否真正覆蓋到所有皇族，能否嚴格執法，其法條又是否該更清晰明確一些.
帶著類似的思慮，轉移陣地的臣僚們，開始就此展開，踴躍發言進言了，一副為國儘慮、為皇室儘忠的樣子。
事實上，就是皇帝劉暘自己，也有所考量，對皇宗的管理，的確要有所收束，不能任其泛濫，否則敗壞的是皇室的聲望，威脅的是帝國的統治。
然而，大臣們的積極諫言，又讓劉暘不得不懷疑，他如此踴躍的機心究竟何在？是不是想要剝奪一部分皇室成員在司法上的特權，以此來限製皇權？如果是這樣，那絕對不允許。
但是，皇室管理條例也必需進行一定的改革，對此，劉暘還真陷入了一定的矛盾之中。不過有一說一，劉曄之事，倒也算一個整改的契機，劉暘比較堅定的主意是，絕不能讓那些朝臣牽著鼻子走.
相比於廟堂之上那些複雜、隱晦的權衡與角力，洛陽百姓就是興致勃勃地吃“劉曄下獄”這個大瓜了。身為沒有多少反抗能力的被統治者，在麵對權貴之時，往往隻有卑微仰望的份兒，但反抗權威的“心理”，卻幾乎是本能。
當有權貴失落，最興奮的，也都是黔首屁民，便是自己無法勃發，倘有人站出來質疑、挑戰權威，也能成為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寇準在此事中，就成為了這樣一個角色，承擔起某一部分屁民“反抗權威”的寄望。
關於此事的謠言在民間有很多版本，寇準是絕對主角，而其中傳得最誇張的一版是這樣的：寇判官不懼權貴，秉公執法，帶人強闖涼國公府，將殺人罪犯周隼捉拿歸案，其後，涼國公為寇判官鐵麵無私、浩然正氣所懾，憂思難安之下，主動到洛陽府投案
似這樣的消息，傳到洛陽府獄中時，怡然自得的劉曄差點沒原地爆炸！這究竟得是怎樣的愚民蠢貨，才能相信這種傳言，偏偏就有人信了，還不少，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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