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京的這段時間裡，那些臣下見到劉曄，多以康居王對待，見禮稱大王，偏偏是寇準，始終以“涼公”相待。涼國公，才是劉曄在朝之名爵，刻意地強調這一點，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
又冷冷地盯了寇準一會兒，仿佛要將之徹底記在心裡，寇準依舊麵色凜然，不帶一絲怯態。
最終，劉曄拂袖而去，但從心裡，對這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是厭惡到了極點。
從劉曄出獄開始，大漢朝廷發生在雍熙元年之初的兩場風波便開始發生決定性的變化了。在經過充分的權衡與多方考量之後，皇帝劉暘做出了最終的決定，以停止朝廷的爭論與非議。
當夜，劉暘於宮城萬歲殿內宴請皇室成員，這是一場關門家宴，大漢的龍子龍孫們，隻要是能走路的，都參與此會。林林總總加起來，足有上百人，世祖皇帝的血脈就占八成。
這樣的陣仗，顯然不是為齊王劉昀接風洗塵就能解釋的了。事實上，這就是一場調和皇室矛盾的內部會議，同時也是劉暘統一皇室內部思想的會議，徹底確立自己不可動搖之皇帝權威與地位。
經過一番“開誠布公”的會談，雖未歃血，卻有盟誓。
首先劉暘立誓，世祖分封之宗法政策，永為遵從，保證諸王既得之利益，同時再一次確立諸王在封國之內的再分封之權；
其二，對於未封國賜爵之兄弟、皇子，將陸續賜封，如世祖皇帝十五字劉晅、十六子劉曜，至今尚無爵在身，連同劉暉、劉曖、劉昭諸無封國之兄弟，劉暘將進一步給個說法；
其三，劉暘及其子孫將是大漢帝國萬世不移之帝室，如有僭越，共逐之。這一條實則也沒什麼大問題，大夥雖然對劉暘繼位有些想法，但若是換任何一個其他兄弟，那就不是想法了.
一場宗室會議，從現場效果來看，當然達不到世祖皇帝當年那種一言九鼎的程度，但總歸是達成了內部共識，而在此共識之下，朝廷上那些爭論啊、非議啊都算不得什麼了。
在世祖皇帝幾十年的培育發展下，大漢皇室在帝國內部占據的話語權還是很強的，皇室爭端消弭，凝聚一心，那皇權就能穩定。
當然了，在分封製下，想要皇室永遠和諧穩定，那也是一種奢望。作為帝位的繼承者，帝國的掌控者，劉暘自然而然想要將皇權從名到實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分封又是個不錯的辦法。
大漢的皇室政策與分封製度，就是處在這樣一種矛盾統一的狀態中。劉暘此番，是采取了妥協態度，但同時，也更加堅定了要削弱諸王對朝廷影響力的決心。
封國是封國，朝廷是朝廷，兩者不能一直混淆下去。
未來的曆史會如何演變還不得而知，但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皇帝劉暘開始一步步兌現他的承諾了。先是南洋方向，海陸大軍繼續保持治安，一應軍需由朝廷繼續提供。
以三年為期，三年之內，逐步輪換南洋駐軍，三年之後，將逐漸裁減兵力，直到能夠適應當時形勢以及朝廷實現在南洋事務上財政平衡。
在這個過程中，南洋封國要組建起基本的軍事、行政、司法、經濟組織機構，官員、軍隊可自行委派征募，對當地進行直接統治管理，以實現最終斷奶的目的。
除南北金洲、爪哇島之外，南洋之南海島菲律賓、渤泥島加裡曼丹，將作為其餘兄弟皇子的下一步分封目標，隻待進一步探明形勢，便啟動賜封。
臨海王劉文海，繼承了晉王劉晞的遺產，畢竟擁有一定的實力，朝廷許以萬人一年之糧餉、被服、軍械，助其攻略“緬甸”地區，並從其請，允許南洋艦隊出兵，助其從海路進攻，提供後路後勤保證。
綜合來看，劉暘是通過對世祖皇帝最後的分封詔書進行完善落實，以收諸王之心，先行者保持，後進者支持，實現基本的平衡與公道。
對諸王之請，並非予取予求，比如安東王劉文淵心心念念的“秦王爵”，到了也沒有爭取到，最終失望而歸。
而如康居王劉曄，非但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反而被劉暘下令圈禁宗正寺一月處罰。這是對當街殺人事件後續的處理，經“調查”，死者以縱馬傷人、威脅王駕，其罪當死，然劉曄擅處私刑，有違製法，影響敗壞，因而處以圈禁。殺人者周隼，雖奉王命，仍需受罰，判流刑，流疏勒，劉曄的王城
當然，此事到這裡隻是將劉曄的問題收了個尾巴。就同許多人期待的那般，緊跟著，皇帝又召喚徐王劉承贇、趙王劉昉、齊王劉昀以及魏王劉旻，與諸王共商宗室犯罪處置事宜。
接著劉曄之事帶來的巨大輿情反響，劉暘是決議推動在宗室犯法上法條空白的填補，他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
多年以來，宗室上下積極開枝散葉，成員越來越多，分布越來越廣，將來也隻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遠，但宗正寺的管理條例稀疏，機製落後，已不能滿足當前宗室成員的管理需求，必須加以整改完善。
當然，不管嘴上說得有多好聽，最終目的，還是劉暘想要約束宗室特權。比起之前，劉暘一改迂懦，表露強勢，始終占據主動，如此經過與幾個親王的仔細商討後，一份全新的宗室管理條例出台了。
在新條製中，最核心的隻有一點，宗室子弟之中，唯有具名爵者方擁有“司法豁免權”，其餘人等，與所有權貴一般同受朝廷法製約束。
不過，為了維護皇室的神聖性，一點特權不給，也不現實，因此，倘有宗室成員犯罪，在正常的司法流程之後，還需宗正寺審核、複議，總之，宗正寺才掌握最終處置權。
可以想見，這份全新的宗室管理條製的出台，造成的影響有多大。於大臣而言，這是皇帝的妥協，皇權的自我約束，於劉暘而言，卻是突出自我，增強皇權生命力的舉措，各有所得。
促進宗室管理新條製的出台，或許就是劉曄殺人之事的積極意義了。雖然這分條製，在很多情況下可能並不是那麼適用，畢竟，像寇準那樣的銅豌豆實屬稀有，但存在就是其最大的意義。
同時，冒犯折辱皇室宗王，也不是一點代價沒有，即便再冠冕堂皇。首先開封府尹宋白就丟了權位，謫遷青州任知府，以其昏聵無能，雖然級彆上降得不多，但政治地位的落差可謂直落凡塵。
至於挑起事端的寇準，則難談好壞了，外放襄州知州事，正式主掌一大州，算是邁入仕途生涯一個新台階，但皇帝同時又加了一道明詔申飭，說其狂妄自專，不知所以，皇帝對他的印象似乎不大好了。
另一個受到責難的大臣，則是尚書令呂端，以奏章上存在一字之繆，過去呂端雖然時常出現些小糊塗、小狼狽，但這一次，顯然彆有意味。
而隨著諸王之事漸定，皇帝劉暘方得以把重心放到帝國軍政的改革調整上，正式開啟屬於他的雍熙時代.，找書加書可加qq群887805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