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拱二年春二月，皇帝下詔，康宗梓宮起行，南下汝州，葬於平陵。至出發時，劉文澎的禦體已經在垂拱殿躺了差不多十四個月了。（太宗陵寢位於澤州，曰元陵。）
而隨著劉文澎下葬，也意味著大漢帝國徹底告彆康宗時代，正式迎來屬於劉文濟的時代。返京不久，劉文濟即下了一道“宣政詔”，明示天下，這是在登基一年之後，劉文濟正式向內外上下臣民傳達他的治政理念與施政綱領。
詔文很長，內容很多，但精煉下來的意思，卻清晰簡練。總的來說，就兩句話：罷平康之政，匡康宗之失。
過去的一年，朝廷在運轉上，還是基本維持著平康時代的模式，但比起平康時代，朝堂之上卻是截然不同景象，自皇帝以下，所有忠正之臣、有識之士，都在反思康宗朝出現的問題，以為殷鑒。
關於這方麵的事務，前前後後，劉文濟收到了幾百道奏章，僅從奏章上看，很多大臣的確做出了深刻而認真的思考，可謂痛定思痛。雖然不乏對劉文濟的勸諫，但這股風潮，他卻在默默地推動，寫得好的，還專門拿出來推薦給大臣們看，交由宣慰司刊發。
因此，有了差不多一年的醞釀，劉文濟又選在康宗下葬之後，來表明心跡，闡明用政思想，自然起到不同凡響，擁護者甚多，至少在有康宗打底在前，劉文濟表現得可太有明君風範了。
然事實上，即便已經坐穩皇位，在發出自己的聲音，發揮皇帝權力的事務上，劉文濟依舊顯得謹慎。他隻是在康宗“無為”的基礎上，增添那麼一些微的“有為”。
而在具體的操作上，劉文濟也隻明確提出了四點：禁奢靡，倡簡樸，廢大工，樹新風。
禁奢靡與倡簡樸實則是一體的，隻不過比起太宗時期的嚴格約束，嚴厲打壓，劉文濟態度與手段都要緩和幾分，同時隻在國資公費的支出上劃紅線，至於私財，隻做提倡，未有強令。
廢大工，單指康宗的“水晶宮”構想，自其駕崩之後，就停工了，民夫被發還，建築物料廢置，連臨時工程營造指揮部都基本解散，一乾營造官員及宦官，在停工的情況下，靠著先期撥下的款項，還快活了半年多。後來遭人舉報，儘數被殺頭。
關於西苑行宮的問題，實則有人建議繼續修的，畢竟先期投入巨大，湖都已經掘出來了，宮殿的地基也打了一半，沉沒成本太高，為免浪費，可修建完成，也給皇帝一個就近避暑納涼的地方，哪怕仿東京的瓊林苑。
然而，經過審慎思考，政治優先的原則站了上風，劉文濟最終還是選擇徹底停罷工程，他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展現出自己與康宗的不同。
於是，已經耗費大量人財物力的半成品的西苑避暑行宮，成為了政治的犧牲品，而爛尾的工程，荒廢的人工湖體，則成為皇家園苑間一道巨大的傷疤，非滄海桑田難以恢複抹平。
至於樹新風，則是針對康宗時期，尤其是後期時，朝廷上下，權貴內部，諸多綱紀廢除，鬥爭無度的現象，因此劉文濟特地擎起太宗遺風的大旗，表示要效太宗明法強法之政策，嚴肅律令，整飭違法。
當然，劉文濟心裡還是有數的，風紀敗壞起來很快、很容易，但要扭轉，卻非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強的權威，以及更多實際的動作，殺足夠多的雞，儆更加多的猴
即便劉文濟的“新政”充滿了保守與妥協的味道，但沿著既定的規劃，耐心而從容地走下去，他這個皇帝做得越發自如，權威也就在悄然之間加速建立，並鞏固起來。
皇權交接，新舊朝更替之際，總是會怠慢許多事情，比如三年一度的國家大考，科舉大士。需要提一嘴，依常製，平康八年本有一次大考，然而那一屆被康宗皇帝給取消了。
表麵上是因為他要準備祭天與北巡之事，實則是為了進一步打壓與他作對的李沆為首的一批庶族官僚，因為他發現，在平康朝的兩屆科舉中，李沆等人通過貢舉發掘、提拔了不少寒門出身的官吏。
你要說康宗皇帝愚蠢吧，他對付起人來，還往往抓得住重點，打你要害。然而做出的事情，你又實在難以稱之為聰明，當時還說出了一番驚世駭俗的言論：朕疾天下昏官冗吏多如泥沙，正欲澄清，何增新員？
坊間有傳聞說，前宰相李沆在歸養之時病死，就是因為聽了皇帝罷科舉的舉措以及那番言論後，一時激憤，氣死了.
因此，對於帝國天下士子、廣大僚吏來說，朝廷於端拱二年三月重啟的科考，是時隔整整五年後的一次恩次，此舉注定收獲人心，為天下士林、僚吏、學子所擁戴。
同時，本次貢舉，也是自開國以來，曆屆常製舉中，最終參考人數最多的一次，足有八千多人，可謂一時極盛。
皇帝劉文濟以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陳堯佐知貢舉，為大考總監。陳堯佐是在徐士廉遭貶之後，由兩浙道上調中樞，拜相，這固然是一種“回報”，同時，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這樣的官銜，已經幾十年不曾出現過了。通過這項任命，皇帝也表明他對“德育教化”的重視，或許，這就是讀書人春天真正到來的前奏.
與陳堯佐一道被回報的，乃是兗國公王增，他從荊湖北道調任宣慰使，掌管朝廷中樞的喉舌，就衝他當初在繼位之前的果斷靠攏，即便他與王氏家族出的力並不起多少實際作用。
而王增履任之後，興奮之餘，也更加賣力，畢竟二十多年來，第一次真正觸摸到重振家聲的希望。王增到任宣慰司的半年時間內，就用實際行動表現著他對新皇的支持。
他與下屬的僚屬與筆杆子們，是挖空心思、絞儘腦汁，從方方麵麵、各種角度來論證皇帝繼位的合理合法與合情，邸報上，更是連篇累牘地稱讚皇帝繼位以來所有的端重、謙和、寬容、禮賢之言行。
康宗下葬，宣政詔頒，王增又組織人手，開始仔細研讀、分析、審量，窮儘力氣地挖掘其中先進的思想精華與政策理念，並從諸部司衙門乃至民間搜羅政論文稿，宣報之上，也緊跟著出現了大量政策解讀。
這甚至導致宣報的民間銷量都有一定下挫，畢竟平民百姓、市井小民，誰關心這些啊，又有多少人舍得花那不菲的價錢去買枯燥的官報來看。當然，宣報是有一個固定市場群體的，其辦報初衷也是出於政治宣傳的目的，銷量什麼本就是次要的東西。
而王增一係列的表現與舉措，自然很中皇帝之意，大受劉文濟認可與表揚。當然，王增的一係列操作，也飽受非議，畢竟過於逢迎媚上，有些人甚至把他祖父王樸擺出來了，老國公當年是何等風采，相比之下，王增今日之表現，豈不有辱先祖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