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元年（1018年）秋七月既望，鑾駕親臨帝國第一座綜合性政法大學，向闔校師生，發表講話，以谘鼓勵。大學全稱：大漢政法大學堂。
坐落在蘇州昆山的婁江學院，在早期的“臨淄王集團”中，堪稱是立足根基，人才寶庫，建校十多年來，也為江南、為劉文濟提供了大量吏乾之才，而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實踐，最早那一批，已經晉級為朝廷命官，官位最高者已經做到一縣主官的要職。
不隻是普通的吏職人員，似範仲淹這樣的頂級人才，則完全是意外之喜，還附贈其兄範仲溫。而經過這麼多年的實踐，也已初步證明，專科吏才這條路，是能夠走得通的，甚至已經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當然還是需要具備足夠的前提，首先要有足夠強力的當權者的支持，其二要有開放的教育思想觀念，其三還需要有足夠多高素質的生源。
而這些條件，在建隆元年的大漢帝國，都勉強具備。過去的幾十年，得益於帝國的強盛，軍事上不斷勝利，經濟上快速發展，生產力不斷進步，自然而然地引發帝國在思想層麵的發展進化，各種思潮湧現，經世派，西昆派，改革派，保守派，以及各種地方派，可謂層出不窮，社會風氣在變化，教育觀念也在不斷進化。
世祖時期，對文人文臣實則是有不小壓製的，但進入太宗統治時期後，在文化、思想、教育等方麵，就逐漸放寬了。也是從雍熙開始，中國大地再度迎來了一個璀璨而繁榮的文化盛世。
包括在康宗時期，由於皇帝的荒怠，吏治的由清轉濁，更引發了社會上的諸多思想共鳴。過去的二十多年，也給了各種學術家、教育家冒頭的機會。
當然，在君主專製的帝國時代，一切的一切，皇帝的態度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就比如當今天子劉文濟，對思想教育的重視，對吏政學校的支持。
還是臨淄王時，劉文濟搞出婁江學院，還隻是一種試驗，一次實踐，但等到登基並坐穩皇位之後，他便著手將十餘年探索、實踐、論證所得的結果，正式應用推廣了。
早在端拱三年初，劉文濟便下詔，將婁江學院升格為道級吏政學校，置於江南布政司衙下直轄，由學政官進行管理，完成了由半官方學校到官方院校的進化。
如果說，此前婁江學院畢業之學生，多供應給蘇、秀、上三地，那麼從雍熙三年起，將是為整個江南道，供應吏政人才，這是跨越式甚至是顛覆式的變化。
彆看隻是一所以培養專科下吏為主的學校，但身處江南道的權貴們，已經真正嗅到了那股不尋常的氣息，那幾乎是一種大變革的前奏。
對於地方上的權貴與官僚們來說，朝廷要精簡人員，裁撤冗官冗員什麼的，不管聲勢鬨得多大，都有辦法應對，有的手段，有的是時間，同中央周旋。
從世祖開寶時期開始，到整個雍熙時代，即便是康宗都喊過裁撤庸官冗吏的口號，但事實上呢，到劉文濟都登基當皇帝了，冗官冗吏的問題，依舊不輕。
過去的十年，取得過一定成效，但都是治標不治本，哪怕早在開寶時期，世祖就下詔對全國道府州軍縣鎮鄉裡各級官府機構官吏人數及相應俸祿做了一次全麵的規定與限製。
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民有隱戶，地有隱田，這官有隱官，吏自然也有隱吏，編製內受限，還有編製外的臨時工.
在信息、交通受限，監管能力有限的時代下，很多問題都隻能緩解，而不能根治，隻能陷入矛盾爆發、改良、壓製、再爆發的循環中。
而僅從“吏政”事務來看，皇帝搞出這麼一個吏政學校係統，卻有些許觸及到要害的意思。地方權貴之所以為權貴，在於帝國體製賦予他們的特權與待遇，根子上的問題，不能通過直接挖根去解決，於是，從吏員供應改革結合行政監管，變成了劉文濟琢磨出來的解決辦法。
實事求是地講，這仍舊是一種改良，其中的一些理念也必然來自於世祖皇帝，但此事若成行，對加強帝國中樞權威，對控製冗員與地方監管，對提高帝國職吏素質才乾，是有極大積極意義的。
在劉文濟的構想中，對於吏的清治，還有更進一步的打算，那就是徹底地明令禁止各級衙門私授吏員，即便不能將這份權力收繳中樞，也要使去編製化、製度化。而最終的形態將是，在未來某一日，大漢各級吏員，當從諸經過吏政學校培養學習的學生中去選拔，而不是單純憑各級官僚一己之好惡偏私。
而要做一點，顯然不是那麼容易的，需要更多的積累，更多的實踐，更完善的製度，更廣泛的意識，更多的擁簇，還有更重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