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比起朝廷內部的敵人，那倆血脈存疑的兄弟，其威脅並不是特彆讓劉娥所忌憚，比較麻煩的是，僅憑政治手段，怕是很難解決“二侯問題”，同時，還得考慮帝國中央的態度，畢竟，劉繼元、劉繼初兩兄弟還是在帝國宗室族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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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建隆五年的大漢帝國，從各方麵進行著更新換代，人事變革是最顯著的特征，經過了平康—端拱時代的“貴族政治”之後，到建隆五年，以寇準、張知白、王欽若、丁謂、陳堯佐為代表的庶族官僚，再度掌握朝廷大權。
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也與一大批強悍老貴退出曆史舞台有關，事實上，勳貴集團與帝國體製的結合是根深蒂固的，對帝國軍政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在全國範圍內，依舊有一大批的要害職位由功臣勳貴後裔占據，以及更多的官僚以勳貴“門徒”的身份充任要職。
隻不過，在帝國中樞層麵，貴退庶進，是一種趨勢，至少僅靠楊延朗、韓承均、曹瑋三人代言發聲的情況，半個多世紀以來還是頭次。因此，在又一批俊才崛起並掌權之前，有些蟄伏也是很正常的。
而在這段時期，皇帝有一項舉措，就引起了廣大勳貴群體的不滿。表麵上看來，隻是一項任命，關於郭儀之後兵部尚書的任命，在這個人選上，劉文濟沒有按照一直以來的習慣，從勳貴大臣中選擇，而是提拔了另外一名庶族官僚，山陽布政使張儉。
張儉，字仲寶，幽州宛平人，雍熙四年狀元，曆任侍禦史、永昌令、青州知府、洛陽府判官、河北轉運使等職，在雍熙諸多名臣中都是頂尖人物。
履曆豐富，才識超群，根本無需擔心張儉的才乾是否足以擔當兵部尚書之任，他可不是完全不通兵事的文臣，還曾擔任過西北巡檢使，主持過對青海地區賊亂的平定。
然而，兵部尚書之任，並不隻是軍政才乾的問題，自世祖時期起形成的規矩，必須得考慮其身份，具體地講必須是行伍出身，後麵又發展成必須是軍功貴族出身。
雖然隻是長期以來朝廷上層權貴中之間形成的一種潛規則，並未清晰地總結成條例寫在《漢製》、《會典》中，但這種由上下達成共識的東西，很多時候反而比那些寫成條文的製度更具約束性。
而一直以來，不管朝廷上層政治鬥爭如何激烈，範圍如何廣泛，但樞密使與兵部尚書二職，始終都由軍旅以及勳貴出身的大臣擔任，半個多世紀以來，從未改變過。
可以說，樞密院與兵部尚書就是大漢帝國軍功貴族階層的自留地，是他們在朝中話語權的保障，他們內部或許會發生你死我活的鬥爭，但整體的利益也絕不容許被侵犯。並且，這樣的模式，也在特殊時期對帝國的穩定治安起到重要作用。
而劉文濟啟用張儉的行為，顯然是一種破壞潛規則的行為，必然會得罪勳貴階層，尤其引發那些仍舊在帝國軍隊中掌握著話語權的軍功貴族的不滿，也必將引起反彈。
劉文濟這個人，行事素來謹慎，也一向謀定而後動，他當然清楚所謂的潛規則，也明白任命張儉會引起的反響乃至反抗，但他依舊做了，做得異常堅決。
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麵了，加強自己對軍隊的控製權與影響力是一方麵，主管全國軍隊後勤調度事宜的兵部，就是這樣一個在作用上不那麼顯著，但極其要害的位置，對劉文濟來說也是一個不錯切入點。
當然，如果僅僅因為要掌握軍權，加強對軍隊的控製，劉文濟也實無必要把張儉抬出來。畢竟，通過對一些勳貴子弟的任用，以及他一直在默默有序提拔的庶族將領，同樣能做到。
根本原因在於，劉文濟對自世祖時代奠定的“文武相製”的格局，不滿意了。打破潛規則，對破壞者來說，舊有的規則有其不足之處、有其必破之處。
所謂文武相製，要的是一個平衡，文與武、貴族與庶族之間的平衡，然而實事求是地講，這個所謂的平衡，早就已經失衡了。
權與貴之間，從來沒有標準明確的界線，即便是世祖皇帝，一邊打造培養帝國柱石的軍功勳貴集團，另一方麵又大力提拔庶族官僚以作製衡，然而，最終實現的平衡，還是靠著皇帝本身的權威與手段。
另一方麵，帝國勳貴，在常年保持著對軍隊強大影響力的同時，其觸角早已觸及到帝國事務的方方麵麵，這種情況，世祖、太宗能夠壓製住，康宗是不在意，等到劉文濟，在帝位日益鞏固，羽翼已然豐滿的情況下，他決定動手做些改變。
張儉這個文人夏官的任命，就可以看作一種試探，而這份試探，在任命前後，都引起了堪稱激烈的反彈。劉文濟對楊氏的格外恩寵，也未嘗不是這種反彈帶來的壓力，他也需要籠絡一部分軍事權貴家族，以安撫勳貴內部的不滿情緒......
如果說太宗皇帝在治政改革過程中的顧慮，多來自於他的謹慎與包容，那麼劉文濟的諸多顧慮與忌憚，那就是他實在沒辦法，現實條件就是如此。
就在建隆五年秋，劉文濟下詔，立樞密使楊延朗孫女楊偲為皇後（劉文濟的原配李皇後於建隆四年冬病逝），於是，楊家出了兩個皇後（康宗的皇後乃楊延昭之女），楊氏家族之顯赫，當世無匹。，找書加書可加qq群887805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