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女人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一定不會理解為什麼女人會最喜歡男人的肩膀。斯嘉麗在白瑞德的麵前可以儘情哭泣，不用再假裝堅強。當阿不思鄧布利多還活著的時候她隻需要聽命令行事，根本不需要自己動腦筋判斷，即便她知道，那個老傻瓜並不像他看起來那麼慈祥和藹，真實的阿不思就像格林德沃信裡所寫的那樣，是個偽君子，但是有他在的時候，其他人隻需要追隨，這種生活真的要輕鬆很多。
無知一點、單純一點，像個孩子一樣是很快樂的，可蘇格拉底說，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快樂的豬，一種是痛苦的人。
在窮困的境遇下，斯嘉麗從沒有責任感，到心懷責任感，最後肩負起家庭的重擔。從唯我獨尊，到體恤他人，從天真懵懂，到冷靜老練，戰爭能改變人，事情能改變人，那個善於利用自己美麗外貌，惹的一群人不高興，虛榮又自私的斯嘉麗並沒有選擇一條“輕鬆地路”，成為像華亭女士一樣靠出賣自己的女人。
當她潦倒到已經食不果腹的時候，依然可以站起身，昂起頭，發誓一定要憑自己改變現狀，她發著誓說:上帝作證，我是不會屈服的，我要度過這難關。戰爭結束後，我再也不要挨餓了。不要，我的家人也不要。即使讓我去撒謊，去偷，去騙，去殺人，上帝作證，我也不要再挨餓了。
這個堅強的“壞女人”是如此與眾不同，斯嘉麗不僅在亂世中活了下來，而且還活得很好。
至於白瑞德，他在所有人都知道南方軍不可能贏的時候加入了軍隊，在斯嘉麗最需要他的時候離開了她，他絕對是個“壞男人”，他不隨波逐流，在斯嘉麗誇獎他“聰明”，沒有從軍的時候犯了傻。
那個時候他們在泰拉莊園附近，昔日美麗的莊園已經變得荒涼又破敗，往事就像灰一樣被風吹散，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們第一次見麵的時候，斯嘉麗說:先生，你可真不是個君子。
白瑞德說:小姐，你也不是什麼淑女。
他們兩個太相像了，都一樣自私又狡猾，不是什麼好人。
每當她假笑的時候，西弗勒斯總是能一眼看穿她，他對她說:你明明不高興為什麼要假裝自己很開心？
她隻是太想融入普通人之間，不像他那麼沒人緣，成為全校最討厭的老師罷了。
赫夫帕夫的勇敢不輸給格蘭芬多，智慧不輸給拉文克勞，自信不輸給斯萊特林，隻是低調得太久，久到忘記了展現自己的才能，隻有每次最關鍵的危及時候都能看到赫夫帕夫，成為扭轉敗局的關鍵。
女人誕下孩子，不是為了他們成為生產線上的人形機器，也不是為了讓他們成為和那些躺在亞特蘭大街道上痛苦掙紮的“蟲子”。
有很多人記得索羅斯多麼有錢，做空泰銖的手段多麼高超，卻很少有人記得他小的時候為了躲避**是如何生活的。
為了填飽肚子，經常會說謊，在動亂時期撒謊騙人是他的求生之道。
隻要沒有傷害彆人，道德也許要讓位於求生。
人在麵對死亡威脅的時候，什麼事都可能做出來的，每個人就像微粒子的物理量子不可能具有確定數值一樣，證券市場也經常處在一種不確定狀態，很難去精確度量和估計，他狙擊泰銖的時候，就是製造市場的恐慌心理和悲觀心理，引發“羊群效應”，進而開始收割彙市的。
香港金融保衛戰是現代金融史上最激動人心和波瀾壯闊的一頁，國際投機者在證券市場上大手筆沽空股票和期指，大幅打壓恒生指數，使恒生指數從1萬點大幅度跌至8000點，並直指6000點。在山雨欲來的時候，證券市場利空消息滿天飛。1998年8月初，投機者大肆宣揚人民幣將貶值10%，其中，上海、廣州等地的人民幣黑市交易中曾跌到了1美元兌換9.5人民幣左右。投機者散播人民幣將貶值的謠言，是想借此來影響人們對港幣的信心。除此之外，投機者還大肆宣揚內地銀行不穩定等謠言，其目的仍是為了其狙擊港元創造心理條件。
雖然彙率低，可以讓出口產有價格優勢，但是過度貶值則會使國際資本投資者產生悲觀預期，導致其大量拋售、變賣股票、房產等，然後用變現得到的貨幣兌換成美元、日元等外幣逃出國外，由此導致股市和樓市的價格持續下跌，隨之國內資產泡沫破滅。
索羅斯狙擊泰銖的時候，隻要他能夠製造出足夠的泰銖貶值預期，就能夠吸引龐大的國際遊資自主地加入做空陣營。剩下的，就隻是看做空和做多方誰能堅持得更久了，先放棄的一方必然一敗塗地。
同樣的戲碼在香港沒有上演成功，香港金融保衛戰一場以金錢、智慧和魄力為武器的你死我活的金融大戰。無論是挑戰者，還是應戰者，都深知其成敗所蘊含的利益與風險。
這一次換成美國把資金池做得那麼大，就不能怪東方的炒家過來“做客”了。
至於美國經濟毀了之後怎麼辦？就像飄裡說得一樣，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隻要資本家們彆跟1929年時一樣輸到跳樓就能看到明天的太陽，希望總在明天，不是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