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包太農虛心道，“小兄弟有什麼高見？”
“搞股份製企業。”秦唐輕描淡寫的說道。
股份製企業？
包太農所擬合同上的那些內容唐麗梅基本上還能做到了然於胸，可秦唐現在所說的股份製企業，做為一個國有企業裡行政科工作的人員，聽倒是聽過，但也是兩眼一抓瞎，不知具體所謂何物了。
要不是下海經商多年心臟承受能力極強，包太農都感覺自己要昏厥了，彆說普通小孩兒，就是大人，那些個體私營業者，恐怕也沒幾個敢在這1986年的時候建股份製企業，因為這種屬於國外資本主義的企業製度適不適行於中國現行的社會主義製度不說，就是在政策上，在申辦上，恐怕也是困難重重。
“這……這行得通嗎？”包太農很不能理解的問道。
秦唐以一個二十一世紀的過來人看問題，當然看得出包太農目光的局限性，也知道他在顧慮什麼，於是說道：“又不是要大叔你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為什麼行不通？搞股份製企業，在兩年前就已經有了先例了啊。”
“小寶，你不是在信口開河吧，媽媽怎麼沒聽說過這些東西，”唐麗梅不解道，“股份製這種東西，在解放前那會兒倒是有過，可是那是舊社會，現在咱們可是身處社會主義新中國，怕是不能搞原來那一套吧？”
在改革開放初期，不管這些私營企業者要做什麼改革之前，先考慮的都是政策因素，因為這時期做企業的不穩定性太高，政策麵上隻要稍微有一點點風吹草動，企業就很有可能會受到巨大的影響，這種“蝴蝶效應”式的強大力量讓人不得不在做事情之前，都要把政策放在第一位，揣摩清楚。
“那是因為老媽你根本就不關心這些東西，所以不知道啊，”秦唐解釋道，“1984年，也就是兩年前的7月25號，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它們的公司章程是參照外國條文和對解放前股份製那剩餘的一點點印象一字一句悶頭寫出來的，股票則是拿了5萬塊錢到北京印鈔廠印刷的，總額3oo萬元，北京工商局在給北京天橋定性的時候整整商議了三天，因為企業性質那一欄根本不好填。”
秦唐喝了一口水，繪聲繪色的接著說道：“說北京天橋是國營企業吧，可它又把股票賣給了個人；說是集體企業，又不太像；說它是個體企業，就更不是那麼回事兒了；後來最終把北京天橋定性成了全民、集體再加個體合營的新形態的企業，可以說北京天橋是完全跳出了體製外的企業，北京天橋既然可以，咱們要新建的生產企業為什麼就不可以搞股份製呢？其實話說白了，搞股份製，才有利於企業長遠的展。”
“小寶，以後你再看什麼報紙什麼書，看完以後也借媽媽看一看。”在聽得秦唐一番高談闊論以後，唐麗梅輕輕擦了擦額頭上滲出來的細汗，如此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