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一切運行都是由人來進行的，宗教信仰、傳統文化、法律道德、乃至於社會架構，本質上都是由人類進行運行和設定的，所以隻要學會了人之道，也就是掌握了人類社會的底層邏輯，以及運作規則，就可以理解一切人類的社會行為和本質。
按照書中所說，雖然表麵上看起來我們都是一樣的人類，但由於認知上的差異，本質上卻是天壤之彆。。
人類的認知分為四個層次——愚者，知者，狡者，智者。
大概可以理解成，1，愚民。2，知識分子，3，投機主義者，以及4，大智慧者。
這四者看待事物的邏輯是完全不同的。
愚者——表層邏輯。
知識分子——真實邏輯。
投機主義者——現實邏輯。
大智慧者——底層邏輯。
舉個例子，就拿信上帝來說吧。
愚者的認知——信上帝可以上天堂，不信上帝會下地獄，所以我要信，而且我還要把所有的錢都捐給教會，這樣死了之後就可以上天堂，永遠享受，爽歪歪。
知識分子的認知——上帝真的存在麼？為什麼教義裡會有那麼多BUG？我覺得這個信仰是錯誤的，我要揭露真相。
投機主義者的認知——上帝當然不存在，但是既然那些傻瓜都信，那我也假裝信一下吧，哦對了，不如我借上帝的名義賣賣贖罪卷吧，這樣還能大賺一筆，反正也沒有上帝會來懲罰我。
什麼？有人想要揭露上帝不存在的真相？那就以褻瀆上帝的名義把他們燒死好了。
大智慧者的認知——我想讓人們遵守我定下的規矩，可是我說的話沒人聽，跟這些蠢貨講道理太費勁，不如我創造一個神，——就叫上帝好了。告訴他們這些話都是上帝說的，再編一些故事，比如不信上帝就下地獄，隻要遵守我的規則就可以上天堂永遠享福之類的……”
蕭傑聽了不免有些不以為然，“不就是封建迷信那一套玩意麼，還整的一套套的，還大智慧者？就這？”
陳天問卻搖頭道：“不不不，你沒明白我的意思，上帝隻是一個例子，它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佛祖，可以是普世價值，也可以是自由民主，甚至可以是LGBT，所有一切影響我們思想的人文理論、傳統文化，都包含在內。
你不信仰上帝，因為你沒有被人灌輸過這樣的思想，但如果你從小生活在中世紀，周圍的人都信上帝，還天天給你灌輸，那麼你自然會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文明大抵上都有此類東西。
西方有上帝信仰，東方也有儒家孝道，印度人有種姓製度……，每一個文明都有屬於自己的傳統文化，這些所謂的傳統文化，都有一個相同的特征，那就是在架構內的人來看天經地義，而在架構外的人看來就荒誕離奇，毫無道理。
我們看待上帝信仰和種姓製度，當然覺得那玩意扯淡，但是在彆的文明的眼中，我們的儒家孝道同樣是在扯淡。
而對於這些文化的認知和理解，也決定了你是哪一種人。
在愚者看來——這些傳統非常神聖，必須遵守。
在知識分子看來——這些傳統充滿了錯誤和漏洞，甚至毫無道理可言，應該打破。
在投機主義者看來——維護傳統是獲利的工具，打破傳統也是獲利的工具，具體選擇維護還是打破，關鍵在於怎麼做對自己有利。
而隻有大智慧者——才能真正理解這些傳統的存在意義，以及到底是需要去維護還是要打破。”
蕭傑無語道：“可是孝敬父母有什麼錯？”
陳天問搖頭道：“孝敬和孝順，一字之差天壤之彆。
原版的孝道是埋兒奉母，是臥冰求鯉，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父母死了要守孝三年，放到現在沒有人能做到。
在現在看來古代人的這些行為都是愚昧的，但在古代就是真理，是人人都要遵從的社會法則。
我們現在所謂的孝都是改良過的，取消了那些不符合時代的內容，比如守孝三年什麼的。
而具體是有愚昧還是真理，取決於你受到的怎樣的文化灌輸，以及伱的認知層次。
如果你能理解‘道’，理解人類社會的底層邏輯，你就能明白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莫名其妙的傳統出現。”
蕭傑奇道：“那你倒是說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傳統文化？你能看懂人類社會的底層邏輯？”
“本來我是不懂的，多虧了你給我的這本道經，我倒也看出了一些。”這話雖然說的謙虛，卻自有一股傲然在其中。
蕭傑道：“你倒是說說看，什麼是道。”
“就拿這些社會傳統來說吧，為什麼華國是儒家孝道，西方是上帝信仰，印度是種姓製度？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古代統治者的需要而做出的選擇。
華國的統治者是皇帝，而皇帝當然希望自己至高無上，所以就需要一種思想來控製人們。
秦始皇選擇的是法家思想，用法律來規定皇帝的至高無上，很顯然他失敗了。
於是漢朝吸取了經驗，選擇了儒家，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忠和孝聯係起來，從道德上將皇帝推上至高無上的寶座。
皇帝嗎，當然希望自己的地位不受威脅，所以儒家是最好的，而道家的無為而治，墨家的兼愛非攻，都不符合皇帝的要求，自然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兼愛非攻，聽
起來挺美好，但堂堂皇帝怎麼能接受跟老百姓一個檔次。
為什麼儒家要把忠和孝聯係起來，因為提倡忠，就可以獲得君王的支持，提倡孝，就可以獲得家族中掌權者的支持。
有了這兩者的支持，儒家自然會被獨尊，可以說儒家的成功看似偶然，實則必然。
隻要出現大一統的王朝，儒家就必須成為獨尊的學派，因為它是最符合掌權者利益的，孔子或許在創立儒學的時候便看清楚了這一點，他很清楚未來儒家將會成為怎樣的統治學派。
而到了歐洲，情況出現了變化，歐洲沒有大一統的王朝，也沒有至高無上的皇帝，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國王和諸侯，這些人大概跟五代十國那些軍閥差不多，沒有什麼合法性神聖性。
所以這些國王早期的統治非常不穩定，王國很容易被顛覆，他們迫切的需要一個思想去為他們的神聖性和合法性背書。
於是基督教會就有了用武之地，所謂君權神授，上帝給予國王權力，因此就給這些國王的王冠增添了一定的神聖性，國王登基之時要進行加冕典禮，而加冕者正是教會，這便是教會以上帝的名義給國王的權力背書。
這樣他們的統治自然相對要穩定一些了。
作為回報，國王讓渡了一部分經濟和社會權利給教會。
比如教會的十一稅，你以為那些國王為什麼會把收稅的權力給教士？他們可不在乎什麼上帝，在乎的是權利的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