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隆說道：“古人說神道設教，宗教如果使用得當也能讓百姓安樂自在。建陽讓三一教去幫助傳播紅薯和負責移民便是這樣的做法。”
利瑪竇搖頭道：“這也並非三一教的功勞，其實是人性之中的善良使然。人本來就是由神創造的，身上自然帶著部份神性，天地之神自然是無限的善，那麼人的本性也是善的。即使三一教徒信奉了虛假的神，但是從心出發，總是還能做出一些善良的事情。”
屠隆被利瑪竇突然十分有攻擊性的話說的一愣，王文龍在一旁則是暗暗好笑，他知道利瑪竇又在借機傳教了。
早期的天主教會到中國以後，往往以為儒家是一種宗教，甚至起出“儒教”這樣的名字，把儒家當作是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最主要競爭對手，覺得隻要打敗了儒家基督教就可以統治中國。
由此觀點出發，許多早期的在華傳教士都禁止自己的教徒去從事儒家的各種禮節活動，甚至在傳教之時貶低儒家學說。
造成的結果自然是這些傳教士被儒家士大夫所抵觸，連縣一級的行政區都出不了，往往剛剛開始傳教就被舉報，然後被趕回澳門。
而利瑪竇在大明長期生活之後發現儒家學說本質根本不是一種和天主教一樣的宗教，而是一種認識世界的哲學思想，孔夫子在中國的地位也不像神，他的牌位被和一些中國古代的偉大道德人物和政治領袖擺在一起，受到眾人的祭拜，與其說是神仙，不如說更像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哲學家。
利瑪竇由此指出基督教要在華傳教，真正麵對的對手並不是儒家，而是佛教、道教等等其他的宗教。
這些宗教之所以在大明能夠廣泛傳播，就是因為儒家學說沒有給世人百姓一個神，許多百姓的心靈無所依托，必須要有虛幻的主宰者去幫助他們解決一些現實之中無法解決的實際問題。
由此利瑪竇定下的傳教方法就是試圖使得基督教代替佛教道教在大明的地位，補充儒家學說沒有給百姓帶來的足夠安穩感。
利瑪竇在這思路之下發現儒家的三綱五常之中並沒有歐洲人“友誼”的規定，出於“補儒”的想法，他便寫了一本《交友論》。
利瑪竇想用此書驗證自己的傳教方法是否可行，《交友論》雖然目的是傳教，但是內容卻幾乎沒有關於宗教的事情，而是一大堆歐洲關於交友思想的格言集合。
等書籍出版之後，果然其中不少名言警句讓此時的明朝人覺得書籍作者頗有見識，利瑪竇因為此書名聲大振。
從此之後利瑪竇換下僧人的衣服而穿上儒生的服裝，並且將自己的傳教思路定為“易佛補儒”。
在儒家學者麵前，利瑪竇彬彬有禮，對儒家學說表示尊重的同時，還儘自己所能“補充”儒家思想，儼然一個泰西儒者。
利瑪竇的行為使得許多儒學都對他，繼而對天主教有了極好印象。
但是在其他宗教麵前，利瑪竇卻是另一副嘴臉。
他在異教徒麵前會毫不猶豫的咄咄逼人，機巧善辯，幾乎利用一切機會貶低對抗此時大明流行的其他宗教。
前者是“補儒”，後者是“易佛”。
五年前利瑪竇在南京便同南京大報恩寺主持雪浪大師進行了三場辯論，辯論之中他言語便侵略如火，打的雪浪大師一臉驚愕。
比如其中一場辯論就是關於“性善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