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史料的確有趣。”焦竑聽王文龍講了一通婦好有關的曆史，同樣十分驚訝，王後、女將軍，還是大諸侯，這幾重身份聚集在一個女子身上是明代人很難想象的。
不過之後焦竑卻搖頭說道：“這等史有未載的部分，便是在太史公的修史方法之中也是極為重視的，我輩修史，若遇到了這種前人未寫的史料，也會分析之後加入史書，這些內容和太史公的修史方法並不衝突。”
王文龍想想又道：“那在下還有一個例子，太史公記載盤庚遷都於殷地，洹水從太行山流出，向東注入古黃河的兩岸就是殷地，我們打算將此地叫做殷墟也是由這個字來的。但實際從甲骨中看，商人甲骨中曾出現‘殷’的地名，但是全部寫作‘衣’字，商人對此地的稱呼也不叫‘殷’，而是稱此地為‘大邑商’。”
焦竑驚訝道：“商人真不叫自己做殷商？”
王文龍點頭：“殷商可能是周人對於大邑商的稱呼，商人自己是不會如此叫的，這事情屬於記載錯誤，哪怕太史公用了周人的信史卻仍然有這樣錯處，澹園先生總該承認過去的修史方法怕是無法避免偏頗了吧？”
王文龍這已經是含糊的說法，其實周朝人把有都城意味的“大邑商”改做“殷商”更有可能是為了削弱商王朝的正統性，如果這樣，這就是周朝人苦心孤詣的曆史刪改行為，當然不會給後世留下任何資料。
他繼續說道：“若是原本的曆史資料就已經被修改過，後來人哪怕再怎麼去尋找信史也是無法還原真相的。這種情況下就隻有用考古的方法挖出實際的文物，用大量史實互相印證，方能分析辨彆出真正的曆史。”
焦竑有些被說服了，但隨即卻又覺得自己的史觀也應該堅持。他推崇的是中國自古傳之的一套史官傳統，這傳統的作用除了能夠記錄曆史之外，其實更是一種規範帝王言行記的手段。
司馬遷到焦竑這些中國古代的史官認為好的寫史人應該是“君舉必書”，最佳狀態應該就像《禮記》之中記載的一樣，皇帝身邊要有左右兩個史官，左右史把皇帝圍著，皇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皇上說句話打個屁都要史有明載，有這樣秉筆直書的史官，皇帝也就不敢胡亂做事。
然而曆史上哪有皇帝真願意整天被人監視？
不光很多事情不讓記，而且每一任皇帝都會自我稱長、掩惡揚善，會故意讓史官編造一些吹捧自己的內容。
而在焦竑這種史家看來，這時就必須要有“直書其事，不掩其瑕”的史官去和皇權對抗。
在這種對抗之中，對於曆史的褒貶權力其實乃是史官們的重要武器。皇帝可以殺我，但是我可以在史書之中罵皇帝，這也是史官唯一的防身法寶了。
王文龍所推崇的曆史研究方式固然可以更好地研究曆史，但是卻不利於史官進行戰鬥。
而在王文龍看來焦竑所推崇的這種史官思想隻適合於春秋時代的小國，那時的諸侯權力不大，如果全天下包括其他諸侯國的人都罵他，還真能形成點輿論壓力。
而到了這個時代生產力早就不同了，彆說大明，就是歐洲那些小國家都已經不怕什麼輿論攻擊，萬曆皇帝連天下共同上書都不怕，史官想要憑借自己支筆跟皇權戰鬥實在是想太多，還不如把曆史觀趕快科學化，以方便進行曆史研究。，找書加書可加qq群952868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