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一句很出名的話，“寧安寨”那就是“曆史遺留問題”。
從齊雲生的話裡馮寶得知，“流求”實際上並不是他記憶當中的“琉球群島”，而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囊括整個東南外海大部分島嶼。前隋水師征討不臣之地，卻是後世的“台灣島”。
隋軍抓獲近六千人帶回，其中過半被梟首示眾，餘下的則安置在海邊，由一名校尉率五百軍卒看管，主要充當維護大隋水師船隻以及物資轉運中的苦力，而安置地，就是“寧安寨”。
由於大唐承隋製，所以對於“寧安寨”的使用，基本不變。
然而，大唐初建時，國力羸弱，加上“突厥”威脅太大，致使整個王朝的軍事重心都在北方，以至於“水師”基本快要被遺忘了。
“大唐水師”的急劇萎縮和衰弱，帶來一個直接後果，那就是依靠“水師”謀生的“寧安寨”，沒了收入，再加上那裡的人，大多是海外蠻夷，無法分得土地，所以生活極其艱難。
當時的“泉州刺史”為人宅心仁厚，不忍見那麼多人生活淒苦，便主動撤離官軍，並給了“寧安寨”十條船，讓他們去海上討生活。
“寧安寨”裡，此刻人數不過千餘，且近九成為老弱婦孺，能夠出海者，不足百人。但是，在他們中間，有一個人的兄長，活著時曾經給隋軍校尉當過馬夫，並且在無意中得知——“安南”一帶，糧食多。
於是，為了“活命”，寨子裡能出海的人聚集起來，駕船南下，沿著大陸海岸線而行，曆經千辛萬苦抵達“安南”之地，並且成功帶回糧食。
第一次出海，不僅帶回糧食，更重要是摸清楚海上航線，有了這個基礎，再去的時候，船隻和人數都遠勝過初次，采購回來的糧食數量龐大，除了寨子裡正常消耗，還有結餘。
如此，他們既解決了自身的生存問題，也發現了一條財路——販運糧食。
“泉州”一帶，曆來糧食產量不高，庫存糧食極少，所以每逢災害，都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故而當聽說“寧安寨”可以從遙遠的“安南”能夠弄到糧食，當時的刺史即作出了一個決定，讓“寧安寨”專門負責運糧和存糧，畢竟寨子裡原先就有隋軍的糧庫可以利用。
由於“海上運糧”的風險很大，加上采購本身也需要錢財，所以就把商船入港的收費權力給了“寧安寨”，以此收入衝抵整個運糧活動的開支。
應該說，在當時，這項做法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泉州府”時不時出現的糧食危機，算得上是一個“善政”。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此做法的弊端日漸顯露，且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麵，其一，隨著寨子有錢有糧，人口出現了增長，既有新生的，也有投奔的流民和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化外之民，人多了，當然能夠擴充船隊，運來更多糧食，本來是好事，但是很快，官府就發現，他們除了運糧，似乎還開始當起“海客”；其二，因為“海客”行商利潤更大，所以慢慢的，運糧活動逐漸縮減，僅僅維持在一個相對固定的範圍內，庫存大體隻能供應“泉州府”十天左右，即便官府提出要求，他們也以各種理由推諉；其三，有人、有錢、有糧之後，“寧安寨”自發形成了組織，而有了組織，他們開始漸漸有了抗拒官府的心思，特彆是三年前，老寨主死後，新寨主更是以寨子裡人多為借口減少提供糧食，結果導致遇到災害時，官府沒有足夠糧食，不得不向他們“借糧”，“有借”當然“有還”，官府還不出糧食，隻能提供其他物資，而他們用這些物資，販賣到海外，獲得了巨額收益。若隻是掙錢，倒也罷了，關鍵是他們意識到，在“災害”降臨時，糧食問題是官府的命門，所以他們要價越來越高，胃口也越來越大了。
“如此刁民，官府何不直接收回一切權力？”馮寶聽到此處，實在忍不住插了一句。
“難啊！”齊雲生歎息一聲，道：“師出無名，況本府官兵不足三千，且戰力有限，而‘寧安寨’現如今壯丁過兩千，加之那裡本就是軍寨，地勢險要，易守難攻，除非有水師自海上攻入，單從陸路，實不足取。”
“貴府怎不上報朝廷？”馮寶又問道。
“兩次上書，均無下文。”齊雲生搖首而道。
馮寶微歎一聲，心知在“寧安寨”無實質動作的情況下，妄起刀兵，可不是當今天子的秉性。
不過，馮寶還是很疑惑，他分明聽說官府有人被扣押，且以此為借口出兵，然聽齊雲生話裡話外的意思，似乎又不是那麼回事，難道說，另有隱情不成？
待馮寶問出心中疑惑，齊雲生道：“數日前，暴風初起，形成災難，加之本府近年收成欠佳，幾無存糧，不得已，刺史隻能派人去‘借糧’，誰知‘寧安寨’此次竟然提出索要軍械，此乃大逆不道，豈可應允，然不知為何，所差之人被扣押，至此，想不動刀兵已無可能矣！”
馮寶這下算是徹底明白了，“寧安寨”此番觸及到官府底線，且索要軍械的做法，已有謀反或者“自立”的趨勢，隻是還有一點，他依然想不通，那就是扣押官差等同於直接和官府撕破臉，不管寨子裡的人究竟想要乾什麼，如此做法，似乎毫無必要性。
這一次，齊雲生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