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一政策，對老百姓的實惠，是顯而易見的。
交租少了，自家吃得就多了，老百姓能吃飽，就是最好的事情。民以食為天，天大地大，吃飯最大，能讓老百姓吃飽飯，就是最賢明的帝王。
交得利息少了，老百姓手裡就有活錢了。而有了活錢之後，就能夠促進消費，對朝廷稅收都有好處。
關鍵一點是，當買地收租和放高俐貸不再如之前那般賺錢的話，那些地主、士紳、商人，自然會把錢放在其他地方。
而剛好現在做生意是最賺錢的，無論是開辦工廠，還是做貿易生意，都非常賺錢。比如棉紗廠、紡織廠、玻璃廠、香皂廠、麵粉廠、石灰廠、陶瓷廠等等，利潤都很高。
而把南方的貨物賣去北方，把北方的貨物賣去南方。把中原的貨物賣去西方，把西方的貨物賣去中原，也有非常高的利潤。
因此在這樣的刺激下，地主、士紳、商人紛紛創辦工廠，並投身到商貿領域。如此一來，大量資金流入工業、貿易領域，大大刺激了中原經濟的發展。
其實，曆朝曆代都喜歡重農抑商，而士紳名流階層，也是提倡“耕讀傳家”，因此就算是商人賺了大錢，都往往會選擇買房置地，
由此導致土地兼並日益嚴重，每代王朝末期，都是土地大量被兼並，導致貧苦百姓上無片瓦遮頭，下無立錐之地，所以不得不反。
比如明朝末年，福王朱常洵一人就占了兩百萬畝田地。因為他是萬曆皇帝最疼愛的兒子，差點封他為太子，隻可惜拗不過百官，最後才封他為王。
為了不委屈他，萬曆特地將他的封邑放在河洛一帶，以求離京城近些。並且還封他四萬頃良田，最後被群臣勸諫，改成兩萬頃。
但河洛一帶沒有那麼多良田，因此還要從齊魯、湖廣兩省去湊。最終令朱常洵成為河洛一帶最大的地主。
而明末老百姓失去土地，卻是衣食無著，最後不得不起來反抗。而朱常洵也沒有好下場，民間所傳，他被李自成生擒，並被炮製成了“福祿宴”，賜給百姓分吃下去。
為了抑製土地兼並，各朝各代也有過行動。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推出過《限田令》，規定“分田其後豪富兼並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
明朝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內清查土地，攤丁入畝，此舉也是為了避免土地兼並。
而清朝雍正繼續推行“攤丁入畝”，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稅之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也一定程度抑製了土地兼並。
但是這些法律、政策都是治標不治本。隻要那些商人、地主、士紳的錢，沒有更好的投資渠道，他們仍然會想方設法的囤地出租，或者放高俐貸。
所以治本的方法，就是發展工業、提升經濟、擴大貿易，讓資本從土地裡出來，讓百姓也從土地裡出來。
商人、地主、士紳通過開廠子、做生意賺到更多錢，自然也就不會拿錢去買地了。而工業需要工人，工人能夠打工賺錢，就可以擺脫對土地的依賴。
就像現在，年輕人都在城裡打工賺錢，哪有人留在鄉下種田，土地撂荒了都沒人肯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