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橚和朱允炆的聯名推薦，對於朱允煐來說自然沒有什麼問題，他還算比較相信他的這兩個親人。大明朝的宗室當中有文采的不少，指望他們中進士可能有點難度，但是‘鑒賞能力’，實際上還是沒有太多需要擔心的地方。
至於說現在大明朝已經科舉製度開始完善，這個時候還需要征兆在野之人, 朱允煐也不覺得這是什麼問題。不存在什麼隻有亂世或者江山初定的時候才能這般，隻要有才華，朱允煐還算可以選擇特事特辦，絕對沒什麼問題。
特事特辦，隻要那個楊寓有才華，隻要楊寓可以編纂好《孝康大典》, 朱允煐也不介意給楊寓一個官職，這也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朝堂上, 再一次吵了起來，事情還是關於一些個吏治的事情。不少人也都覺得忽然間對於吏治的整頓再次嚴苛起來了，很多人自然也就產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回憶。
在洪武皇帝時期，嚴厲的法律製度讓很多人都感覺到心驚膽戰，尤其是老朱曾經頒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為全帝國的法律準則。他有時用“誥”的形式來給法典做補充，有時又用“榜文”的形式來發布典型的案例。
其實這應該是一個好事情，《大誥》經曆了兩次編纂、修訂和擴充。在老朱退位前，曾經打算將《大誥》編纂修訂為《大明律》，隻不過那時候他在朱允煐的攛掇下想著退位的事情。
所以現在，朱允煐需要將《大明律》完善，這也是大明朝開始建設法製了。
這也是朱允煐覺得非常重要的事情，法製這東西看似是自古就有，但是也需要不斷的進步。
輕其輕罪，重其重罪。
這是老朱的想法，朱允煐也打算延續著。簡單的來說，輕其輕罪，重其重罪。
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事, 定罪較輕；賊盜及有關帑項錢糧等事，定罪較重。
這可以讓百姓有著一個相對寬鬆的生活環境，但是事關安全等等問題，那就是需要有著嚴厲的震懾作用，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
戰國之類的時候，實在是太久遠且不全麵。而漢至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古代法律儒化時期，原本**裸地維護統治秩序和財產關係的法律條文，被注入了許多維護禮教觀念、等級秩序的新內容，體現在法律文本上的是增加了許多懲治乾犯名份、尊卑相侵的條款。
唐律看似不錯，但是把儒家禮教及倫理秩序提高到極其重要的位置，顯示了禮法並重的特點。
宋律刻板教條、元律更是沒有太多可以借鑒的理由。大明朝需要總結完善，要讓大明的百姓明白這個世道除了皇權之外，還有法理。
這也是老朱極其重視的理由，老朱在開國之初就非常重視法律建設。李善長、劉伯溫等人，也都是早就建議老朱建立起來完善的法製。
吸取前朝的一些經驗，最重要的是去完善、豐富，要成為一個真正的法製。
其實朱允煐也明白, 在這樣的封建王朝, 皇權會是法製的極大阻礙。但是沒辦法，法製必須要完善起來, 這也是他應該做的。
以唐律為藍本，按照老朱此前頒布的《大誥》為參考，要在經濟、軍事、行政、訴訟方麵的立法更為充。當然也需要考慮在形式上，結構更為合理，文字更為簡明。
朱允煐想要去完善《大明律》，但是這就讓不少文武大臣有那麼一些擔心和害怕了，他們甚至覺得這很有可能也就是大明朝的英示皇帝在大權在握、整肅朝堂後要開始考慮重新開始洪武皇帝時期的嚴刑峻法了。
對於不少人的擔心，朱允煐也是心裡有數的，畢竟他一開始就不是一些人心目中的理想儲君、皇帝。
對於儒家的打壓，對於文臣武將的一些壓製，這都算得上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雖說這個英示皇帝看似不如洪武皇帝嚴苛，隻是那都是因為在一些‘小事’上，這一位狠起來其實和洪武皇帝沒有區彆，甚至他的一些決策都是在挑戰文臣武將的底線。
將衍聖公的地位幾乎打回原形，讓工部學院這樣的一些‘奇葩’出現動搖了讀書人入朝為官的基本盤，對於很多文人的訴求也是置之不理，這能夠成為‘聖君’那才有鬼了。
更何況好戰，對於教化這樣的事情也不是特彆熱衷，對於傳統的儒法也是比較抵觸等等，文人們對於這個皇帝是真心不太喜歡。
洪武皇帝時期不敢想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英示皇帝這邊呢，實際上也不要有著這樣的一些美好的想象，根本不現實的事情。
怒氣衝衝的朱允煐下朝了，但是轉瞬之間就變了臉色，他的怒氣好像也就是在朝堂上發出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