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正是漢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時值二十歲的劉表正是年輕氣盛之時。
那個時候發生了一件大事，涼州三明之一的皇甫規因在平定羌人叛亂中立下了大功，朝廷征拜皇甫規為議郎，論功應當封侯。
前去封賞的宦官徐璜、左悺想向他索取錢財，多次打發賓客暗示他，皇甫規始終不予理睬，遂引起徐璜等人忿怒。
他們於是向皇帝進讒言，聲稱皇甫規不但賄賂了受降的羌人將士，還賄賂他們這些前去封賞的朝廷使者。
漢桓帝盛怒之下，不但免除了皇甫規的官職，貶為平民，還罰他前去邊境做苦役。
世人皆知皇甫規一生清正廉明，奉公守法，心向大漢，不畏權奸，曾數次遭權幸奸黨的陷害，但仍毫無畏懼，剛正不渝。
他開設學館十四年，以《詩》、《易》教授門徒，闡述了“百姓是水，君主是船”的思想。
怎麼可能賄賂已經投降的羌人與宦官。
朝中許多忠義之士紛紛為皇甫規上書免罪，太學生們也紛紛展開救援行動，三百餘人聯名上書為皇甫規開罪，並請求處罰徐璜、左悺等誣告的宦官。
最終漢桓帝見到除宦官外的幾乎所有階層都為皇甫規說話，無可奈何之下，隻能為對方免罪。
劉表就是這三百餘名太學生中的一員，雖然他們幫助皇甫規免除了罪行，卻因此得罪了宦官集團。
這些年世家大族與宦官集團的矛盾日益加深，而太學生大多都是名門之後，自然是站在世家大族一邊。
而且本就是官宦擅權，導致大漢的朝政腐敗，民不聊生，寒門學子同樣站在宦官的對立麵。
四年後，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士族集團與宦官集團的矛盾終於被引爆，雙方在皇帝麵前互相指責，漢桓帝聽信了宦官的一麵之詞，對士族集團進行全麵的打壓。
包括當時三公之首的太尉陳蕃在內的眾多廉潔清正的官員不是被害就是被罷黜，東漢朝廷損失了一大片名臣。
參與太學生運動的學子都遭到牽連，劉表等人被迫逃亡。
一直到了十八年後的漢靈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黨禁解除，當年深受黨錮之害的士人才得以重新被朝廷錄用。
劉表也是在這個時候被大將軍何進征辟為掾屬，推薦再次入朝，出任北軍中候。
無數士人十八年的光陰都在逃亡、隱居中度過，人的一生又有幾個十八年？
桓、靈二帝之時，宦官、外戚雖然專權，但有名臣陳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地方豪族、各地郡守、刺史等心向朝廷，局勢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正如《後漢書》形容的那般“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但是兩次黨錮之禍的發生，讓東漢王朝損失了太多的清正、廉潔、有才的官員，留下的大多都是阿諛奉承、明哲保身、才能平庸之輩。
宦官因為兩次黨錮之禍，對世家大族取得全麵的勝利，變得更加的為所欲為，囂張跋扈。
在原本曆史中，隨著宦官在朝廷權勢越來越大，他們殘害百姓，無惡不作，最終激起民變，導致了黃巾起義。
兩次黨錮之禍的發生，讓士族階級與地方豪族開始與劉姓皇族離心離德，同床異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