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中央放權地方，對地方管得鬆了，地方自主權過大，就容易失控（擁兵自重、尾大不掉）。
以宗王出鎮地方，其實不能很好解決這個問題，中央（皇帝）不放心外人，擔心外人在地方做大，難道就放心自家人，不怕自家人在地方做大？
宗王政治的問題，不僅在於中央和地方這層關係，即便在中央內部，也是個大問題：
皇帝駕崩，新君即位，輔政大臣若是外人，江山極易易主。
可即便輔政大臣為宗王，江山也極易易主，不過相比外姓篡位要好些，隻是帝係轉移，江山不改姓。
但即便如此，也不是哪個皇帝所能接受的：我的家業就該我子孫繼承，被堂兄弟叔伯奪了去，和被外人奪了去，有何區彆？
所以，重用宗室，帝係容易更替；不重用宗室，就會被外人乘虛而入，該如何平衡呢？
平衡不了。
這就是個死局。
因為這個時期的皇權相對較弱，無論是外戚、外臣、宦官、武勳、宗室，都會對皇權構成威脅。
孑然一身的皇權，麵對如此之多的敵人，防不勝防。
無論重用哪一個，都會致命，便隻能玩平衡，然而，玩平衡需要極高的政治能力，靠著投胎當皇帝的人，玩不轉。
所以，南朝曆代國祚不長。
李笠明白，若自己在位才兩三年就去世，毫無疑問，兒子守不住江山。
這是必然，哪怕黃姈做攝政太後，也躲不過外戚黃家膨脹，然後鵲巢鳩占的結局。
現實就是，他的兒子們還小，宗室就隻有李昕一個成年人，若還提防宗室，就是自尋死路。
所以必須重用李昕。
但重用的後果，就是李昕必然羽翼漸豐，他在位期間倒無所謂，可等兒子即位後，對資曆、聲望、門生故吏眾多的堂兄不放心，於是必然內訌。
李笠便要換一種用法。
在不破壞現有地方行政區相互掣肘、平衡的前提下，在漢水入江口地區（夏首），設一個地方權力副中心。
這個權力副中心，掌司法權、物資轉運調動權，由皇帝任命的人各自擔任主官，有一定的自主權，可以先做事，後請示、報備。
李昕以“觀察使”的職務，率領一萬中軍駐紮，配有火炮，不乾涉地方事務，順便保護提刑司、轉運司官吏，使其能夠有效的“現場辦公”。
長江中遊地區，包括沔北地區，各類案件複核，在夏首的“大區級”提刑司署進行。
除了死刑要上報中樞，由皇帝勾決外，其他案件，由位於夏首的提刑司署自行審核、予以實行，事後上報尚書省。
若尚書省覺得案件有問題，再走程序重審。
夏首又有“大區級”轉運司署，負責中遊地區的物資轉運以及賑災事務，可以就近處理突發的民政事件（調集物資救災、抗災、賑災），事後上報。
若尚書省覺得處置不妥，再走流程重新處理，反正先把事情辦了再說，不能凡事都上報、等決定再實行。
而衛王李昕，隻承擔軍事職責，防止內亂、震懾各州軍事主官的責任，不插手地方軍、民事務。
一旦中遊各州出現變亂，當地官軍無力平叛，那麼李昕就可以派出軍隊，第一時間協助當地官軍平叛。
若出現大規模叛亂，李昕的職責，就是守住夏首地區，讓叛軍如鯁在喉，擋住叛軍前往下遊的腳步，給朝廷爭取時間調集平叛大軍。
而裝備著大量火炮的平叛大軍，沒人可以抗衡。
火炮，就是李笠的底氣，他不打算將火炮普遍裝備軍隊，而是要握在手中。
包括火炮、火藥的製作。
隻要有火炮，他就不怕地方大員造反，也不怕對方勾結外敵，因為有了火炮，他的中軍在戰場上，不怕任何對手。
這也是李笠決心破局“宗王政治”的底氣所在：宗室不需要掌握地方大權，隻需拿著禦賜“手槍”一把，震懾地頭蛇即可。
“手槍”子彈隻有兩三粒，殺不死一群人，但足以殺死敢冒頭的人。
宗室靠著“手槍”拖延時間，然後，手持“機槍”、彈藥充足的中軍趕到，就能把造反的地頭蛇們全部“突突”了。
因為出鎮宗王手中隻有“手槍”，彈藥數量有限，且無法在地方抓行政權、司法權，所以，手中有“機槍”的皇帝，不需要過於擔心地方宗室在地方做大。
“你到了夏首，不需要擔心流言蜚語，安心做事。”李笠交代侄子，“有什麼話想說，直接寫信給叔叔。”
李昕點點頭，想了想，問：“那，叔叔，將來，將來若北伐，我還能有機會”
“有，你不可能旁觀。”李笠笑起來，“我們李家能有今天，靠的是什麼？靠的是軍功！而不是出身，也不是姻親！”
“我們要讓天下人心服口服，就得有過硬的軍功，宗室們不能荒廢武事，既能舞文弄墨，也能帶兵打仗！”
“不止你，你的侄兒們，將來都要上戰場，用事實告訴所有人，李家兒郎的‘武風’，是天下一等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