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候補主事唐景嵩奏稱:中國如不敢抗法，則連梅東興所部不如，
“梅東興所部早年不過太平軍一殘部，帶領數數千流民、青壯，馳檄文，敗敵將，法國人行跡狼狽，被梅東興所部分割包圍在幾個孤立據點，進退兩難，而堂堂天朝上國，諸多文武大臣以老成持重為托詞，不敢出兵與法國人交戰，雖然表麵有說辭來應對安南政府，但是怯弱畏懼至此，難道不怕億兆國民和太平軍餘部恥笑嗎？”
主戰派官員的建議，毫不意外的遭到清政府的駁回，而像唐景嵩一樣，在奏折中言行過激的官員，則以不體朝廷苦心，思慮不當的說法，遭受一番訓斥後，以考察安南局勢的名義，發配到局勢危機的北阪地區，任其自生自滅。
滿清政府對外屈膝退讓，對內殘暴壓迫的本質，在鎮壓太平軍起義後的幾十年中，越來越顯露無疑，先是在遠東方向步步退讓，致使百萬平方公裡的國土被沙皇俄國吞並，接著小小日本也上來打臉，
1874年日本入侵台灣，隨後滿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和約規定，清政府以“撫恤”及支付“修道、建房”費用為名向日本侵略者賠償50萬兩白銀，同時，
和約中竟有“茲以台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日本出兵乃為“保民義舉，清國不指以為不是”的自欺欺人之語。
稍後幾年，1879年，日本正式吞並琉球群島，滿清政府未言一語，於當時的滿清政府而言，本土的官兵剛剛經曆國內戰爭，有一定的戰鬥力，而日本方麵實行維新改革不過幾年時間，如果兩方交戰，日本必敗無疑，結果滿清政府尚且不敢出兵應戰，其懦弱無能之舉可見一斑。
從雄據中亞的沙皇俄國，到兵少國小的東瀛島國，再到侵略安南的法國，滿清政府一直秉承的對外屈膝投降的政策，在與南美漢國取得一場場對歐洲白人的勝利麵前，刺痛了一部分有良知的大陸華人的心，自從滿清朝廷明令駁回援越抗法的奏折建議後，不斷有沿海地區青壯奔赴北阪地區，投奔南洋軍團而來。
3月15日，兩廣人龐振雲帶領200民裝武裝，抵達下龍港，3月17日，廣東民團教頭胡昆山攜帶快槍17杆，民團勇壯140人投奔南洋軍團，3月20日，廣西幫派武裝頭目朱冰清、思州貢生李唐相繼帶領不等的青壯，越過安南邊境，進入南洋軍團控製區。
到了三月下旬，僅僅從大陸地區投奔而來的華人武裝數量便達到了2000餘人，再加上梅東興動用搜集到的資金，大力在安南、南洋等地招募的士兵，南洋軍團正規軍人數恢複到5500人的大編製，同時裝備老式德萊賽步槍和不同型號的新編南洋警備軍人數達到3000人，預備役民兵武裝數量達到5000人。
法國人占領整個安南地區的野心昭然若揭，為預防法國人撕破臉皮，進軍北阪地區的最壞局麵發生，李明遠早在建立廣寧、諒山兩省移民中轉基地的時候，便指示南洋軍團曆任最高軍政指揮官做好準備。
糧食、醫藥物資充裕，各式火槍、火炮、仿製的加特林手搖機槍彈藥充足，足夠應付一場中等規模戰役，為期一年的消耗。
在此之前，南洋軍團方麵之所以沒有對龜縮河內城、海防等地的法軍發起最後進攻，完全是為了以被圍困的法軍為籌碼，策應中央政府與法國政府的協商、談判，但是法國政府認為漢國與法國同樣距離安南路程遙遠，無法投入大規模軍隊跨海支援，同時法國政府還過高估算了被困北阪各地法軍的戰鬥力，認為南洋軍團獲取軍事物資補給困難，缺乏重型武器支援，沒有能力在短期內攻下，由法國本土士兵嚴防死守的各個據點。
法國人企圖以被困法軍為誘餌，將漢國在安南地區的武裝力量牽製分散在各個孤立的據點外，然後等到法國遠征軍隊抵達安南後，協同被圍困法軍一起，將久戰無混、精疲力竭的南洋軍團部隊全部殲滅，解決法國占領安南的最後一支武裝力量。
南洋軍團自然不會一成不變的按照法國人的設想去做，就在法國艦隊剛穿過蘇伊士運河的時候，梅東興已經完成了對被圍法軍最後一戰的準備工作。
正式下達作戰命令之前，為了鼓舞士氣，梅東興親自召見了十餘名從大陸地區趕赴而來的武裝頭目，其中尤以唐景嵩最讓梅東興感到重視，因為他是漢國建立以來，第一個主動投奔的滿清中央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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