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賦稅，收刮民間的財富是一門近乎藝術的操作。
如果劉璋下令去征收房屋稅，相當於引導百姓拆毀房屋，征收樹木稅的話，相當於引導人民砍掉樹木，而征收六畜稅，相當於引導人民殺掉牲畜，加征黔首頭上的口賦和算賦的話，危害是最大的，相當於引導百姓禁欲少生。
黔首雖然沒讀過書，但並不是什麼愚鈍的人，也不是什麼良善之輩，麵對官府的各種苛捐雜稅，黔首們會想法設法去規避掉這些壓榨他們的稅賦，能躲掉就躲掉，躲不掉的就儘量賴掉。
然而將食鹽定為官府壟斷專營，生產、銷售和定價都由官府組織執行，就算鹽價漲的再高，漲上數十倍，人總歸還是要吃鹽的。
世家豪族、寒門子弟、田間黔首，無一例外，皆是要吃鹽的，除卻人外，六畜也是要吃鹽的，隻要是活著的動物，大抵是需要鹽來支撐生命的脈動。
人人都離不開食鹽，將官府的財稅捆綁在食鹽財政上，那麼誰也逃不了稅收。
食鹽財政作為管仲為齊桓公所立的一項製度，得到了曆史上不同朝代、不同地域執政者的高度認可和政策模仿，基本上可以說是中國每個朝代的基本國策。
劉璋作為一方軍閥，在兵戈日興、征戰連年，以至於府庫匱乏的當下，自然不免著眼到了白潔如雪的食鹽上。
從王連所搬出的木桶中捏了少許白鹽，劉璋感受著這井鹽的粗糲，總歸還是技術沒有到位，東漢末年的技術不足以造就前世劉璋日常所吃的食鹽。前世劉璋所食的白鹽，色白如雪、細膩無比，而他手裡的這把食鹽，多少有些粗糲的感覺，且色調不是極佳，非是純白。
而且就這桶食鹽，能擺放到劉璋這位益州牧身前，雖是劉璋覺得王連值得信賴，但身在官場，王連多少會沾染一些官僚的習性，劉璋料想他麵前的這桶井鹽想必是井鹽中的精品，大抵花上了不少的心思才提純到了現在的模樣，普通的井鹽色調、品相估計會差上不少。
不過劉璋也沒有去揭穿王連的想法，依著現在的情況，王連已經是做的很不錯了，就現在王連所開發挖掘的小口鹽井，就是大功一件，更不必說王連到達富順縣不過一個月，就令富順縣白鹽的產量漲了一二成，樁樁件件的功勞，劉璋皆是暗記於心。
給王連畫了個年末提拔為司鹽校尉的大餅後，劉璋問起了一個關鍵的問題：“王卿，依你之見，鹽價當定為何等數目為善。”
王連不待斟酌，關於這個問題他近來查訪四方的鹽價，並深入民間了解了黔首百姓的收入，以及他作為微末小吏時所見所得，對這個問題早已是成竹在胸，他應聲答道。
“稟明公，連訪查四處，了解到現下鹽價大抵在一石八百錢左右浮動，少點的話不會低於六百錢，多點的話大概不會超過一千二百錢……現下專營鹽鐵，需要用鹽鐵的收入充實府庫，但亦須考慮民間黔首的財力，不然鹽價定的太高，百姓吃不起鹽，一則會滋生私鹽，多有不良為了高利去觸犯刑律，二則民間怨憤騰飛，有傷明公仁德之名，所以以我淺薄的見識，鹽價當定在一石千錢為好。”
“一石千錢。”劉璋重複了一遍王連給出的鹽價，這個價碼不算太高，畢竟鹽價的高點在一千二百錢。不過一千二百錢也不是鹽價的最高點，碰上戰事阻擋了商販通行的話，鹽價會漲到天上去，但那種情況下人活著就行，百姓一般不會在意鹽價的高漲。
而現下是尋常時候，鹽價頂點為一千二百錢，王連給出定價為一石一千錢，就不至於令百姓覺得肉疼，也正如王連所說，民間不至於因為鹽價過高而生出怨言。
更重要的是，不會因為鹽價過高而生出私鹽販子，葬送了大唐的黃巢是什麼出身，劉璋可記得清清楚楚，他可不想因為鹽價過高，而令民間出現忽有狂徒夜磨刀的情況。
哪怕劉璋自認百姓就算不忿鹽價過高而起義，他能仗著強兵輕鬆鎮壓，但這種情況下多少會失了道義。想要肅清萬裡、總齊八荒，建立一個能傳承數代的帝國，開國君主需要得國以正，不然就是得了天下，隻怕後人也守不住。
就像晉明帝司馬紹一樣，聽王導解說了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三位先人的光輝事跡，以及三馬同魏文帝和高貴鄉公的糾葛後，司馬紹將頭埋在床上羞愧的喊上一句：“若如公言，晉祚複安得長遠！”
“就依王卿之言，暫且定為一石鹽一千錢。”劉璋從善如流，順從了王連這個專業人士給出的建議。
同時劉璋有些慶幸，托了蜀地閉塞的地理環境，益州沒有因為董卓築造小錢，破壞了五銖錢的信用，而導致淪落到以物易物的地步，蜀地民間交易大抵還是使用五銖錢，不至於以物易物。
要知道如今的關中和中原地區，大漢通行已久的五銖錢失去了原本的交易作用，黔首百姓不認五銖錢，而是用布匹和食鹽作為貨幣來交易，其中尤以布匹，也就是絲、麻一類的東西，由於輕便、易運輸、易保存，同時也是百姓的剛需品，近乎被當做了貨幣來使用。
而民間這種以物易物，開曆史倒車的行為，在經過曹魏三代君主的努力，一直到西晉初期，百姓才恢複了錢幣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