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定製，國子監生學習至一定年限，分撥到政府各部門實習吏事，稱“曆事”。實習三月，經考核，上等者報吏部候補，但須回監再學習一年，始正式授官。
這項製度若在後世看來，其實比之遺毒甚廣的“八股”，還要更加科學有效的多，在國子監學習，在各部曆事，可謂是在封建時代的人才培養上，秉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典範了。
畢竟經過實習的監生無論如何，也比那些隻知道寒窗苦讀，一朝得中直接“授官”的進士老爺們靠譜的多。
然而無論多好的政策，也難免被底下的人唱歪了經。監生授官雖需要通過曆事，但總歸是比科舉考試要來的容易得多。於是自洪武年後，便有許多人挖空了心思，想方設法的將自家的子侄安插進國子監之中。其中不乏高官勳貴、名門豪紳之後。
數代之後，國子監監生便大都是此類人等了。非但沒什麼真才實學，平日裡隻知鬥雞遛狗、虛度時日，監生人數也是日益冗濫。曆事名額僧多粥少，真正有真才實學的監生，出路也漸漸困難。
故而到了正統年間，曆事製度便被廢棄。
但此時尚是大明初年，由監生而為官者的人數，並不比恩科取士的人少。國子監祭酒一職，把控國子監上上下下，即便隻是掛名，那也屬於是“權重”那一類的官僚了。
老朱莫非，是想借著自己，把控官員的拔擢渠道，讓“滿朝官員，儘出朱門”。而文官們正是因為嗅到了危險，因此才決意反對，楊訓文甚至因此，不惜頂撞聖躬？
朱老五感覺到了麻煩的氣息。
誠然，老朱想要處理朝堂上的這些昏官，朱肅是讚成的。洪武初年的這些文官們，那當真是沒幾個能是好東西。
這些人，大多都是自元末改朝換代之時，“順其自然”的投誠而來，亦或是出自那些在元末亂世，還能讀得起書、上得起學的豪門大戶。
元末朝廷腐朽，百姓民不聊生，然而正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即便大元天下已經洪水滔天，卻也淹不著那些高高在上的衙門官吏；以及那些家中良田千畝、奴仆如雲，自號“耕讀傳家”的老爺們。
這些人，雖身在大明，但是其中，可是有不少人仍舊“心念舊朝”的。大元朝廷雖然入主中原百年，但始終當自己是個外人，隻想享受這中原華夏的花花江山，壓根就無心治理地方。
終元一朝，對於天下官吏的管控，那是最為寬鬆的。《皇明祖訓》曾言，“大元以寬失天下”，對於天下百姓與官僚，幾乎就是散養。甚至於最為關鍵的稅務，采用的都是極為落後的
“包稅製”，將稅額攤派給官員甚至商賈，隻要你們能將稅額如數上繳，我大元便懶得管你。
也正因此，官員們往往肆無忌憚，壓榨百姓。終元一朝，對百姓壓迫之酷烈，可稱前所未有。官吏甚至是商賈都能對百姓隨意擬定稅額，肆意盤剝，老朱的父母，便是死在了“包稅”的官商淩逼之下。
可笑後世網絡之中，還有因為這一個“寬”字，而大肆曲解，鼓吹元朝“寬仁”的。此類人，怕不是生來就長歪了屁股。
元朝時，百姓們雖食不果腹、家無恒產，但官僚商賈們卻是吃的滿嘴流油，從來沒有這麼富裕過。因而如今的大明官吏，甚至是鄉間的商人豪紳，“心念故元”者比比皆是。
畢竟人家孛兒隻斤老板這般大氣，你朱老板卻是摳摳索索，貪汙個六十兩銀子就必須殺頭。當官當的這般憋悶，還不許爺兒們緬懷緬懷昔日的闊綽？
更有闊綽慣了的，偷偷瞞著老朱，照舊製循舊例盤剝百姓的，其為數亦是不少。
曆史上的胡惟庸案藍玉案，是老朱要對付相權和淮西官僚；而空印案郭桓案，實際上針對的就是此類大元舊吏。尋個由頭將這些坐歪屁股的大元舊吏全部換了，非但不是什麼“殘酷暴虐之行”，反而是愛民護民、鞏固國本，是唯有老朱這樣的開國皇帝，才能做出的大魄力之舉。
隻可惜官字兩張口，封建時代的百姓階級又不會發聲，因而才讓那些著書的說史的，乃至清韃之流肆意抹黑。
如今老朱想要把持住國子監的官員拔擢渠道，變相削弱這些故元官僚的影響力，朱肅當然是舉雙手雙腳讚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