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明，異於曆代，非為故步自封之朝。因為五弟之故，我大明的眼界遠高於曆朝曆代，自也不能以曆朝之平衡之道，通過自削手腳的方式，來約束文武。”朱標道。
“……不過，武勳勢大之事，自也不能放任。兒臣思量良久，才想出了這麼一個辦法。”
如何處理因水西之事，而引發的在朝文武之間意見不一的境況，是老朱布置給朱標的一道考量。
很顯然，朱標完成的非常不錯。
大明如今，還不到“守成”的時候，老朱的野心，也早已被朱肅的那張坤輿萬國圖給喂大了，他一心想要趁著如今大明鋒銳還盛的時候，為子孫後代們打下一個大大的疆土。這種開拓的國策，要求朝廷不能采用其他朝代所經常使用的平衡之道，即通過不斷削減勢大一方的羽翼，來達到鞏固皇權的目的。
大明的開疆拓土，還需要武勳們的鼎力支持，需要武勳們始終懷有進取的野心。為了這個目的，也決不能打擊武勳建功立業的積極性。
但武勳們日益跋扈，日益追求軍功與私利，毫無疑問也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朱標的這一招“道德綁架”，就是一種約束武勳行為的辦法。
“不過標兒，你想要以這一座‘英傑祠’為枷鎖，禁錮住這些武勳……隻怕，還有些不夠。”老朱道。
“即使請來了宋夫子背書，但這些崽子們，一個個可都是吃肉的狼……要是隻靠名聲這空頭支票，隻怕是阻不住他們。”
“你可還有後手？”老朱的目光灼灼。
大明的眼光高於曆代，想要做成的偉業也非曆代可比。若要強行比喻，或許千年以前的周朝，與大明最為相似，二者的共同點在於，都采用了“分封製”，意圖通過分封的方法，開辟疆土，將華夏的疆域再進一步的擴大。
但西周與大明不同，西周有完善的“周禮”約束四方諸侯。雖然春秋之時禮崩樂壞，周禮對諸侯的約束力日益下降。但不可否認的是，周禮在初期，確實對四方諸侯形成了強有力的約束。
即便是到了春秋戰國以後，因為周禮在先期打下的基礎，無論是春秋五霸還是戰國七雄，即便是多麼強大，依然不敢明目張膽的取周天子之名而代之，而是讓周朝繼續苟延殘喘的數百年之久……
周朝的存續過程中，周禮的作用功不可沒。
但是，大明卻沒有相對應的“周禮”，雖然說朱肅與宋濂、劉伯溫等人推行新學已初有成效，新學的理論基礎，很大一部分也來自於《周禮》。但畢竟，新學仍算是儒家的學問，影響力與約束力也大都體現在文人的層麵，對武將的影響力，可謂是微乎其微。
大明，急需要一個如周禮一般，既是全社會的道德準則，同時也是對四方諸侯的法度約束的存在。
朱標對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因而麵對老朱的提問，他拱手道：“父皇，兒臣自是還有後著。”
“兒臣欲奏請父皇，改我大明軍功計功之方式，將‘衛國保民’，納入我大明的軍功計量之準則。”
“往後，舉凡衛國保民者，亦如戰陣殺敵，斬首破陣一般，需記功策勳。如遇水災、震災等，將士有參與抗洪搜救者，一應記功。”
“征戰時，若有殘民害民之舉，即便戰功赫赫，亦不予計功。不能隻在名聲、道德上做文章，應在軍法上一齊發力，兩相配合，將我大明打造成真正的仁義之師。”
“嗯……”老朱點了點頭。將地方駐軍投入到水災、抗震等等各種天災的救援與重建中去，這是朱肅很早以前便提出的對於衛所製度的改革路線之一。雖說是駐軍，但也不能隻是用來打仗，軍隊組織性強、服從性好，用來救災，作用比之尋常的官府衙門要更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