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絕不能提前暴露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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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說外界，《遼東書》編成和方孝孺歸來，引起了不小的關注。
畢竟作為儒家叛徒，當年他可是噴過很多人的。
至今，‘脫了褲子再說話’還廣為流傳。
當初他為了幫朝廷穩定人心留在朝鮮王國，中原的儒生可沒少嘲諷。
什麼被嚇跑了，什麼中原再無其容身之地雲雲。
方學在朝鮮取代理學成為顯學，依然沒有引起儒生們的重視。
方孝孺這個叛徒被攆出中原，卻在朝鮮成為文宗，豈不正說明朝鮮乃蠻夷小國學藝不精嗎。
邏輯直接閉環了。
現在這個叛徒竟然還敢回來，還帶著幾百徒子徒孫，簡直太猖狂了。
尤其是當他們得知，方孝孺建了一座書院，還取名叫伊洛書院，更是憤怒。
這簡直就是挑釁。
很多人都在摩拳擦掌，準備給他迎頭痛擊。
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最積極的是年輕一輩的儒生。
年齡稍微大一點，經曆過當年方孝孺嘴炮洗禮的老人們。
都隻是躲在後麵喊喊口號，沒有幾個真正願意往前衝的。
隻是方孝孺根本就沒有給他們這個機會。
從遼東回來先去朝廷複命，然後就去了陳景恪家裡，說是要交流學問。
給那些儒生一百個膽子，也不敢去陳景恪家門口鬨事兒啊。
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們針對方孝孺。
找不到你本人，還不能去你的書院？
把伱書院大門上的匾額摘了，看你能不能沉得住氣。
然後他們就發現，這個匾額還摘不得。
因為那踏釀的是老朱的親自題字。
老朱的凶名自不用多說，現在彆說摘匾額，連找書院麻煩都不敢了。
事情到了這一步，他們也隻能在口頭上對方孝孺進行打擊。
很多人開始寫文章進行指指點點，比如把他之前的文章拿出來進行批判。
還有就是《遼東書》，也成了他們攻擊的對象。
這種道德敗壞的人，怎麼配寫史書？
作為一部正史，朝廷自然是很重視《遼東書》的。
畢竟，這是華夏大融合的一次嘗試，其經驗對朝廷非常的重要。
如果這一次能成功，那以後大可以用相似的手法，來為大融合創造理論基礎。
正因為重視，朝廷更不希望這部書出問題。
為了防止裡麵有什麼違禁的內容，必須要讓人進行全方位審核。
這個工作自然落在了翰林院的頭上。
而翰林院最多的就是儒生。
他們可不管朝廷的什麼計劃，對這部史書展開了全方位批判。
什麼史料不詳，什麼杜撰內容過多……最大的問題還是主體思想上。
史書的發展經曆過幾個階段。
首先是先秦時期，那時候的史官是世襲的，記載內容的真實與否關係著家族榮耀。
要是哪個史官敢胡編亂造，會被整個圈子鄙視，國君也不會用你。
子子孫孫都會背負罵名。
所以，當時的史官記史的標準是真實，看到什麼就記錄什麼。
非萬不得已，不會選擇胡編亂造。
最著名的莫過於齊國的太史兄弟了，為了一句‘崔杼弑其君’先後赴死。
維護了史官的尊嚴，同時也維護了家族的榮耀。
等到秦朝大一統之後，史官這個群體被廢，史書的編寫就變得很私人了。
《史記》、《漢書》都是私人編寫，裡麵難免摻雜了大量的個人喜好。
《史記》是個人特色最鮮明的一部史書。
《漢書》也是私人編寫，隻是‘主旋律’的氣息就比較濃烈了。
但直到這會兒，史書的編寫標準依然是儘量符合真實。
後來朝廷也漸漸注意到這一塊，開始官方修史。
尤其是為前朝編寫史書，成了繼任朝代必做的事情。
繼任朝代為前朝編寫史書，自然會‘有所’刪減和側重。
關鍵是，史官從世襲變成了臨時官僚。
史書編寫的好不好，內容真不真都不重要了，皇帝滿意才是首要標準。
結果可想而知，真實性方麵大打折扣。
方孝孺主持編寫的《遼東書》，是帶有強烈政治目的的。
前麵說過，內容六分真，三分推測，一分假。
現在這些推測和虛構的內容，自然就成了儒生們攻訐的地方。
而且，方孝孺本身還是個唯物論者。
整本書的風格，基本拋棄了天命觀，偏向於人民史觀。
比如有天災了，彆的史書會說國主失德。
或者強行和當時發生的某件大事，牽強附會在一起，強行解釋稱蒼天示警。
遼東書就直接說，天災**是正常的，和什麼天意沒關係。
如果災害造成的後果特彆嚴重，那是地方豪強掣肘朝廷賑災，導致受災嚴重。
同樣的災害，另外一個君主就做的很好。
可見，天災雖無法避免，卻可以通過有效的賑災手段，將損失降到最低。
還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在觀點上完全是遵照了客觀規律去寫的。
這種論調，自然不符合現在的主流觀點。
因此，那群儒生將這部書批判的體無完膚。
總之一句話，方孝孺也配寫史？
這麼大的事情，朱標豈能不知道，又是氣憤又非常無奈。
不過他不是老朱，並未發脾氣。
而是下旨將這部遼東書給收了回來，換了一批自己人去審核。
其實到了這一步，他已經知道這本書沒有什麼原則性的問題了。
否則儒生們不會隻抓著偽造和主旋律進行抨擊。
之所以還讓人審查，不過是出於謹慎罷了。
皇帝竟然護著這本書，儒生們對此自然極為不滿。
紛紛上奏說有問題，必須重新編寫。
方孝孺那個沽名釣譽的家夥，必須打倒狠狠批判，要剝奪他的進士身份和所有榮譽。
對此朱標很是頭疼。
陳景恪得知此事後，卻一點都不擔心，提議道：
“元史編寫的很倉促，其中多有錯漏。”
“既然翰林院的官吏，對寫史書這麼有心得，就讓他們重新修繕一下吧。”
朱標一聽，也覺得這是個好辦法。
老朱建立大明之後，為了宣示自己正統的身份，很倉促的就編寫了元史。
向天下人宣告元朝統治的結束，現在天下是我大明的。
有蓋棺定論的意思。
因此，《元史》的質量是非常差的，有必要重新修繕一下。
於是朱標就下旨，翰林院重新修編元史。
並且還暗示，你們不是說遼東書不行嗎，那你們自己編一個看看。
彆到時候質量還不如遼東書。
這下那群儒生忍不下了，立即接下了這個活兒。
朱標的耳朵根子這才清淨下來。
陳景恪的生活再次恢複了平靜。
每天上午在家裡和方孝孺談論唯物學，下午去宮裡處理一些政務，順便給大家上上課。
而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封八百裡加急密信，從淡馬錫發出送往洛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