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發現，這個磚窯是一個無營業證、資源許可證、稅務登記證的家庭作坊式磚窯，建在村支部書記家一牆之隔的地方，而且磚窯的老板就是村支書的大兒子，磚窯建了五六年了，老板下麵還有包頭工，簽定有相關的不合常理的承包協議。調查組獲得的石城縣黑山村蔣正豐黑磚窯的上百名受害人名單顯示，其中來自十三個省份，被搶、被騙、拐賣來而的都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隻有近30%是正常用工。
這種情況不是當地沒整治過，而是整治當年好一些，過後照舊。打擊之後要不了幾個月就死灰複燃，甚至比整治前還增加許多。慢慢的當地就不整治了。按調查組下去之後，一些人士所講，“每次打擊都是風頭一過，所有的監管、檢查就成了走過場。”
由此可見，政府監管的缺位，表明了一個現實：政府有關部門對農村地區的小作坊、小煤礦、小工廠等基本處於失察和失控的狀態；加之一些乾部、公職人員的失職瀆職，包庇縱容甚至充當黑後台和“保護傘”，使得一些非法窯主得以為所欲為、濫施淫威，曾家輝在調查中了解到，縣勞動監察大隊檢查一個磚窯，發現有一個外地年僅十六歲的少年，屬於未成年人。檢查人員當場罰了磚窯兩千塊錢，並讓窯主支付了少年一千塊工錢，然後帶走準備送其回家。可是，在離開這個鄉的途中，這位少年卻被“護送”他的一名勞動監察隊員私自送到了自己親戚開的磚窯，而且把人賣了一個好價錢。
這已經構成玩忽職守與濫用職權罪。
為什麼官員會失職瀆職，甚至與黑惡勢力狼狽為奸？曾家輝在調查中了解到，這些黑磚窯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存在，經營多年後，利用地緣、血緣和業緣關係，已經形成了一張縱橫交錯的經濟網、行政網乃至司法網。近年來，尤其是稅費改革之後，農村經曆了史無前例的社會轉型，原有社會結構已經大部分解體，部分鄉村社區出現“權力真空”。在這些家族勢力、黑惡勢力的強勢麵前，農村的基層治理逐步喪失效力，甚至成為黑惡勢力的附庸和其做大做強的“幫凶”。他深切地感受到，在三江省這個現實世界裡，勞動力價格的絕對下限，取決於最基本的人權能否得到保障。這決定於政府在其神經末梢能否有效行政，決定於一個社會能否自我維係基本的道德底線。
最為令他痛心的是，在三江省的黑磚窯裡，許許多多被奴役的勞工們，最真切地體驗到了兩者缺失帶來的苦難。
在黑山村黑磚窯的調查中，曾家輝離開村子時，一對中年夫婦站在村口攔住了他，這是黑山村本地村民。一年前他在當地一個煤礦打工時受傷，礦主置之不理，他的工資和醫藥費至今分文未得，“我們比磚窯裡的那些人也好不到哪兒去，我們的事能解決嗎？”
他似在問曾家輝，又似在喃喃自語。此時，天空還下著雨，瀝瀝的雨聲中，他的聲音幾乎難以聽聞。但曾家輝還是聽了個清清楚楚，他點頭道：“一定會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