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報告中對這些人奴役工人的情況給了一個奴隸主稱號，當然，加了引號！一方麵表示我們現在社會已經不適用這樣的稱號，但另一方麵又表明確實存在，從調查情況看，以蔣正豐為代表的那些黑窯主、包工頭，如果他們不是貨真價實的奴隸主，又是什麼呢？我們在調查報告中這樣定性是有一定依據而作出的判斷：因為在黑窯裡，一是勞工完全沒有人身自由，二是勞工在超經濟強製下被迫從事勞動，三是勞工完全沒有個人經濟收入，四是勞工可以被買賣，五是勞工可以生命受到威脅，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這幾條合起來就是：勞工隻是會說話的工具，勞工隻是窯主的財產。那麼，以這幾條來衡量，三江黑窯所實行的如果不是典型的奴役，又是什麼呢？進而，那些黑窯主如果不是典型的奴隸主，又是什麼呢？
當然，隨著理論的進化，我們有的把它說成是什麼用工問題、農民工問題、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受害問題，用詞文明一點罷了。我們擔心輕描淡寫的定性引發更大範圍的輿論。對於那些罪大惡極的窯主們從輕發落，即使是從重從快，因其適用的本身就是輕罪法條，重不到哪裡去，這樣做法的嚴重後果就是法律對他們太客氣了，會讓黑窯主和黑工頭們沒有了一點對法律的敬畏之心…黑窯案仍不得不讓人反思：一些法律法規對勞動者的保護力度是否足夠強大了，執行勞動法律法規的部門責任是否規定得太少、太輕……
第五，由誰負責？
這些黑窯廠的存在，窯主們有罪，地方政府也是有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