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在場的作家們來說，周揚絕對是個大人物，老革命、著名作家、文藝理論家、文藝活動家。
除了在文藝方麵的成就，他在官方的職位更高，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文聯主席、宣傳部侍郎……文協副主席反而他身上最不起眼的一個頭銜。
從每一次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授獎大會上都由他來第一個發表講話，也可以看出周揚在中國文藝界舉足輕重的地位。
他與章光年耳語了一陣，過了沒兩分鐘，林朝陽就被請到了他們那一桌。
林朝陽走後，他這座的幾位作家並未覺得奇怪，林朝陽如今聲名卓著，被文協的領導請去聊聊天也很正常，連林朝陽也沒當回事。
等他到了章光年他們這一桌，也沒覺得有什麼特彆的，這桌坐的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輩，態度也很客氣，林朝陽落座後與大家閒話了幾句。
這個時候，周揚才開口說道：“朝陽同誌，前些天你在《文藝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我看過。關於文章的內容，我認為有兩點問題值得商榷。”
周揚此話一出，周圍頓時一片肅靜。
領導說話向來都是含蓄的，“值得商榷”這話本身就已經是批評了。
周圍人的表情微妙，林朝陽心裡有些意外，但沒什麼驚慌。
因為他知道在原本的時空裡“尋根文學”的提出在八十年代紅極一時，引起了一些爭議，但並沒有幾位提出這個概念的作家產生多少負麵的影響，沒道理到了他這裡就出問題。
周揚說話之間停頓了幾秒，林朝陽的反應落在他的眼裡，拋開文學主張上的分歧，他對林朝陽這種寵辱不驚的態度是非常欣賞的。
“其一，你提出‘尋根文學’這個文學概念，從好的方麵來說是提倡複興民族文化。
但這裡麵的問題在於什麼樣的文化叫作民族文化？我想你要表達的一定是我們要摒棄那些封建糟粕，而保留和追求那些民族文化的菁華。
可這個評判的標準和尺度在哪裡？你的文章裡麵對於這種判斷基本沒有提及，我不知道這是一種曖昧，還是避之不談。
其二，你的文章中說不要盯著西方現代派做拿來主義的門徒，要深挖民族文化的根，但在文學的表現形勢上，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確確實實是受到了西方現代主義的巨大影響。
不僅如此，連我們的新中國都是受馬列思想的影響，在五四之後的暴力革命中取得的勝利果實。
你文章中的‘尋根傾向’似乎有將我們引回曆史老路的問題，也忽略了對現實社會人生問題和矛盾的揭示。”
周揚的語氣中不帶絲毫情緒，說完這些話臉色也非常平靜，但在場幾乎所有人都明白，他這些話的份量有多重。
他的前一個問題還好，好歹還算是文學範疇的討論，但後一個問題幾乎就是明白的在用政治立場來討論文學問題了。
周揚有這樣的想法和問題並不奇怪，因為他本身就是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領頭人之一。
所有人的眼神這個時候都放在了林朝陽的身上，大家都明白，周揚的態度其實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官方對於這件事的態度。
周揚在今天這樣的場合下對林朝陽提出質疑，之後各路喉舌少不了要跟風，到時候又是一場風波。
林朝陽不管如何回答，都改變不了這個可能發生的事實。
但林朝陽必須得回答，不僅要回答，而且要回答的十分漂亮。
因為“尋根文學”這個概念是他提出來的，身後有那麼多為他搖旗呐喊的同道中人。
他的回答不僅僅是對周揚的回應，對同道中人的交代，同時也是給這些人在未來與反對者的大爭論之中提供綱領性的指導。
在周揚說完話後，林朝陽沉默了好一會兒，周圍一片靜謐，落針可聞。
“周老，您這兩個問題很大，我先嘗試著回答第一個問題。”
林朝陽麵色平靜，神色沉穩，周圍不由得屏氣凝神，期待他的回答。
“平心而論，中國許多傳統並不好。因為我們都生活在孔孟之道的教化和規訓之中，一心安邦治國、教化世風，藝術這個門類在以前是不受尊重的。
您說《文學的根》當中並沒有寫如何區彆民族文化和傳統中的菁華與糟粕，這個是事實。
因為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絕大的命題。
由我一家之言來斷言，未免太過武斷。我所期望的，應該是由我們的文化界、文學界乃至思想界一起來完成這個判斷。
不過既然您現在問了，我就說一下我的觀點。
其實如何分辨也很簡單，毛**早已經教導過我們，那就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去看待和考慮問題。
楚王好細腰，這是封建統治者的不良嗜好，就是我們要剝離的；
慈禧愛聽京劇，這也是封建統治者的嗜好，但京劇同時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證明它的誕生並非是為封建統治者所專屬的，這就應該保留；
豫晉之地有民俗活動謂之‘打鐵花’，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祭祀活動。
按理說祭祀是封建迷信，但‘打鐵花’曆經千年變革，其祭祀和迷信屬性早已消弭無蹤，變成了觀賞性質的民間娛樂活動，這應該是可以保留的。
其實我們民族文化中有相當大一部分傳統都是‘打鐵花’這種情況，它們誕生的初衷或許是不符合我們現代的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