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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黑色星期一全球股災，把不少好像走出了一九八零年代初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經濟體，那款歌舞升平的光鮮外衣，剝個精光，像澳呆利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經濟陷入了有史以來屈指可數的大衰退, 並伴隨著曝光了極具震撼性的腐敗醜聞。
從香江的角度去觀察，會更具體一些，包括惠豐銀行在澳洲的業務相當不樂觀，還有那個在香江頗具知名度的澳呆利亞當前首富級商業大亨龐雅倫有點形勢不妙，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澳呆利亞的一些精英，便萌生了搞個國際性的“朋友圈”組織，好爭取儘快迎來一些轉機。
結果, 高爵士搶先一步, 以明顯更成熟的思路，開始推動了，澳呆利亞的精英們，無法避免地失落，還無話可說，因為響應很熱烈。
這個現象不難理解，經過多年積累，從全球的商界領袖，到中央銀行、財政部、經貿部之類機構的要員的圈子裡，高爵士積累了不少人脈，溝通方麵相當便利。
而澳呆利亞方麵捏鼻子認了的反應，又折射出了另一個微妙的普遍心理，那就是, 高爵士個人固然影響力巨大，但依托的香江平台, 終歸能量有限, 很難讓參與者產生戒備之類的心理。
說白了，如果換成了像一本那樣實力強大的平台, 帶頭號召，大家就要思量思量，可能被賣了還要幫著數錢了；而一個相對弱勢的召集者，更有助於參與各方都能根據自己的利益需求，發出聲音。
高弦顯而易見地把握了這種微妙心理，對於創辦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闡述，始終保持著萬事好商量的語氣。
當然了，高弦也沒掩飾自己如此積極的動機，即希望通過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總部，設在香江，來鞏固香江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對此，各方都心照不宣地理解，無利不起早嘛。
歸根結底，一個相對弱勢的召集者，可以真正吸引那些小體量的參與者暢所欲言，進而也樂於接受。
高弦到了米國後，便在諸如三邊委員會的江湖圈子裡，聽到了澳呆利亞精英的抱怨聲，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這種概念，香江的平台操作不好, 高爵士應該提前打聲招呼的，而且米帝老大也中意澳呆利亞小弟出麵的。
聽到此番言論，高弦相當平和，“誠懇”地道歉，我哪裡知道你們也有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想法啊，要不，現在交給你們操盤？
這就是笑話了，澳呆利亞精英真敢接手的話，那就把自己的小心思暴露無遺了，很大概率引起各方警惕，最終搞砸。
對於高爵士這種先到先得的有恃無恐，大衛·洛克菲勒、布熱津斯基等等國際關係領域的幕後重量級人物，倒沒有微詞，高爵士打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圈子，也不能算完全脫離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