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離開星加坡的時候，高弦高總裁看著浦仕偉這位惠豐銀行董事會主席難掩喜色的樣子，隨口打趣了一句，“計算出來了沒有，總共優惠了幾折？”
“七折左右，這筆總損失的數字控製到了十億美元之內。”浦偉仕無比滿意，這番操作不僅僅是善後巴林銀行爛攤子的過程裡，少賠一些錢那麼簡單，還有“玩家”之間心平氣和進行妥協的“江湖”意義。
從星加坡到倫敦的路程遙遠自不必提，飛機會在中東地區的阿布紮比停留一下。
長途跋涉當中，高弦除了和浦偉仕等等的隨行人員交流，以及必要的休息之外，也習慣性地翻閱了一些刊物、圖書之類，當然以經濟、金融等工作相關領域為主。
比如這次瀏覽內容裡就有一本新書，作者是目前風頭正勁，連獲主流重要獎項，包括了俗稱“小諾貝爾經濟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的米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
在東亞這邊的圈子裡，保羅·克魯格曼名聲大噪的直接原因，是在去年，他在著名米國雜誌《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一番東亞經濟模式，主要是“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的經濟發展奇跡存在缺陷，增長率將不可避免地放緩。
要知道，《外交事務》之所以被稱為著名雜誌，源於它的主辦者是米國外交關係協會。
懂的都懂，米帝的真正權力可不流於表麵的白宮、國會，而是由“深層”的存在影響，米國外交關係協會便屬於這種深層機構，但凡能想起的精英人物，往往都是其會員，隨便舉個例子，大衛·洛克菲勒還曾經擔任過米國外交關係協會的主席。
當然了，現在年事已高的大衛·洛克菲勒，更“深層”了，在米國外交關係協會裡退為名譽主席了。
於是乎，不難想象到，保羅·克魯格曼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看衰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高增長持續性，什麼“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都非常緊張，立刻反擊，批評保羅·克魯格曼，場景可謂熱鬨，保羅·克魯格曼在東亞這邊的圈子，不出名都難。
高弦對此自然沒有產生那種激動，畢竟“見多識廣”嘛，像“老劇本”裡二零零八金融危機爆發後的大約十年階段，包括一些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在內的重量級經濟學家，不就借助移動互聯網那堪稱無處不在的傳播力，振聾發聵地預測“灰犀牛”的出現，警惕下一次經濟危機，結果人家還真沒有“白說”，真的出現了誰都沒有能夠想象到“灰犀牛”，給這場特殊的全球經濟危機做足了鋪墊。
回到保羅·克魯格曼的分析上，能被頒發俗稱“小諾貝爾經濟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此人自然不會完全紅口白牙地胡說，肯定有一套依據。
高弦的態度很簡單，沒必要那麼敏感，好好了解一下對方的思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唄，至於保羅·克魯格曼扮演的真正角色，屁股坐在哪邊，深究沒有多大意義。
更何況，當前“亞洲四小虎”、“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模式裡，確實存在“漏洞”，有些事情的發生，用可預見形容，並不誇張。
擺在高總裁案頭的新讀物，不算什麼秘密，像同機的浦偉仕，便趁著間隙，拿過來翻了翻，但解讀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