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普勝善用雙刀,故號“雙刀趙”。至正十一年(1351年)徐壽輝在蘄州起義,趙普勝會同俞廷玉父子(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淵三子)、廖永安兄弟(弟廖永忠),以巢湖為根據地,發展水師,有水軍千艘。
十二年(1352年),趙普勝等配合天完軍攻占太平諸路,繼而攻下安徽無為、銅陵、池州、安慶等地,占江西湖口、彭澤一帶。
十三年(1353年),天完都城陷落,趙普勝退守巢湖結寨自保,發展有兩萬餘眾。
十五年(1355年),天完政權重振於漢陽,遂又投奔徐壽輝。進駐樅陽,再取安慶。陳友諒忌諱趙普勝戰功赫赫,又有謠言說趙普勝欲歸吳者。
至正十九年(1359年)九月,陳友諒詐以會軍為期,將趙普勝邀至安慶,趙普勝不疑有他,如期赴約,陳友諒聞其至,且燒羊出迎,於雁水義登舟見陳友諒,陳友諒以圖謀不軌的名義殺趙普勝,挾徐壽輝,移都江州(今江西九江),自立為漢王。
說道這裡,那就一定要說說陳友諒。陳友諒出生在漁民家庭,他的父親就是漁民,而這個職業在當時的朝代是社會的最底層,甚至連種地的農民都不如。
當時的漁民並不住在陸地上,而是住在船上,常年與岸上的村民保持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但這種與世隔絕卻並非悠然自得,而是有一個原因。
村民們瞧不起這些漁民。
因為這些漁民常年出海打漁,身上總有揮之不去的魚腥味兒,甚至連這些農民都厭惡他們,告訴自己家的孩子,不要跟這些漁民家的孩子玩。
而陳友諒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
在周圍人鄙視的目光中,陳友諒大部分時間隻能待在這條狹小的漁船上,潮濕、腥臭充斥著他的童年時光,陽光和燦爛,從未出現在他的世界裡。
彆的孩子能自由的玩耍,無憂無慮的遊戲,但陳友諒隻有和他的魚蝦為伍,和茫茫無際的大海相伴。
在他幼小的心靈中,不明白這是為什麼?同樣都是孩子,同樣都是這片土地上的人,而生活的差距卻如此之大。
周圍人的鄙視、官府的欺壓、饑寒交迫的生活,這一切一切,都在影響著陳友諒。
從此一顆仇恨的種子在他幼小心靈中生根發芽並逐漸壯大。
從那時候起,陳友諒暗暗發誓一定要出人頭地。
經過努力,靠著讀過一些書,陳友亮終於在縣衙裡撈到一個職位,成為了一名小吏,但這個職位並沒有讓他受到想象中的尊重,人們看待他的依舊是白眼和冷嘲熱諷。
這並不奇怪,一個縣衙裡身居高位的隻有縣太爺那麼幾個人,身為最底層公務員的他,在那個時代,顯得無足輕重。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陳友諒左思右想,在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後,他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隻有讓自己不斷的強大,才能獲得所有人的尊重。
當這個念頭出現頻率越來越高的時候,當農民起義軍的戰火燒到了自己家鄉的時候,陳友諒毅然決然的放棄了縣衙小吏的身份,拿起刀槍,對著曾經給自己發工資的元朝狠狠的砍了下去,沒有一絲猶豫。
在當時,元朝將全國人分成四類:最上等的是蒙古人,就是和成吉思汗一起騎馬打仗一路殺過來的人及其後代。
二等是色目人,就是當時從西域、歐洲征服來元朝的已加入中國籍的一些外國人及其後裔。
三等是漢人,即最初被蒙古征服的金朝的漢人、契丹、女貞和高麗等民族的人。
最下等的是南人,特指在南方的漢族人和其他各族人,被賤稱為“蠻子”。
這四類人的等級差彆非常大。一個蒙古人殺掉一個南人,不會判重罪,其懲罰最重的也就是判處當兵出征或罰款。漢、南人犯盜竊罪須在臉上刺字,蒙古、色目人則免刺。
差距明顯。
陳友諒看儘了高壓政治下的無情殺戮、世態炎涼、官逼民反、民不聊生。
他在縣衙當了4年官差,便辭職回到了故鄉黃蓬山陳家灣。陳友諒認為元朝氣數將儘,於是便開始醞釀起事。
很快,機會來了。
1351年,徐壽輝起兵,建立天完政權,陳友諒投效其將領倪文俊麾下。
在當時,徐壽輝帳下彙集了很多武將,這其中就有號稱四大金剛的鄒普勝、丁普郎、趙普勝、傅友德,都是一等一的名將。
在這支部隊中,大家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有很多都是農民,所以識文斷字、有計謀、有膽識的陳友諒,自然得到了倪文俊和徐壽輝的賞識,成為了軍中的高級乾部。
但在陳友諒的人生信條中,從來沒有知恩圖報這四個字,憎恨這個時代,讓他隻信奉權力,隻迷信暴力。
他相信,隻有擁有天下間最強的武力、最頂級的權力,就沒有什麼可以阻攔他君臨天下。
但陳友諒卻忘記了一點,暴力從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人心,才是事業成功的根基,此後陳友諒的失敗,皆據此而生。
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