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救的，不是市，是我大明朝。”朱厚熜穿著厚厚的印九龍暗花的淞江棉布質地寬袍大袖的便服，慢慢地踱著，顧自說道：“《道德經》第五十八章有雲：‘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人之迷也，其日固久。’是寬亦誤，嚴亦誤，豈百姓迷哉？朕亦迷也。爾等不迷乎？”
張居正扶著那個繡墩跪了下去，高拱、胡宗憲、李春芳、陳以勤跟著跪下去了。
張居正接言道：“回聖上，寬嚴失誤都是臣等的過錯。
我大明朝兩京一十三省商業的事，是內閣沒有弄明白，臣以為是否立刻調國朝市場，一是安民心，一是穩定經濟，任憑商賈野蠻生長，臣等擔心會生出彆的亂子。”
晉商、徽商通敵叛國的下場，給予了大明朝所有商人深刻教訓，但也讓大明朝商人看到其中的暴利。
‘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張居正擔心國內商人重走晉、徽的老路。
朱厚熜這時已踱到了大殿內那排大書櫥前，在貼著“宋朝”標識的那個書櫥前站住了：“倒也不必那麼麻煩，文人常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宋廷雖弱，但不貧，富宋富宋，然宋廷富在了哪裡？”
“回聖上，富在商稅，富在榷場等朝廷製度。”張居正知道聖上問的是什麼，可不敢完全照實說，一個“等”字，幾乎概括了富宋的根本。
“嗬嗬。”
朱厚熜笑了，手指在書櫥上的書籍封上劃過，停在“官營”那本書上，道：“我大明朝沒有征收商稅，我大明朝沒有榷場稅嗎？”
榷場稅，是指邊鎮貿易的關稅。
以宋朝為例，在與遼、西夏，或金國的貿易，隻能在幾方設立的特定地點進行，稱作榷場。
榷場稅一般較低，如南宋與金國貿易的榷場稅，記載說稅僅為一千稅五。
而之前大明朝與韃靼在大同鎮的互市，依然有榷場稅，稅率不高，一百稅一。
即便如此，也比宋廷高出一倍。
一場互市交易，給大明朝產出了十多萬兩銀子的榷場稅。
哪怕大明朝一月開啟一次互市，且維持如此大的交易數量，一年榷場稅最多也才二百萬兩銀子。
縱使增加新的互市，也對建州女真開啟互市，一年能產出的榷場稅也才幾百萬兩銀子。
大明朝一年收繳的商稅，也基本是這個數額。
商稅、榷場稅總和能有一千萬兩銀子，就是不敢想象的了。
但宋廷一年賦稅最高時，是多少？
一億六千多萬兩銀子！
文官以商稅、榷場稅糊弄了大明朝不少先皇，現在，又拿來糊弄他這個當今聖上。
跪在地上的張居正和高拱四人都默跪著，不敢再接言。
宋朝的富裕，來自四個方麵。
一是在紡織、陶瓷、造紙等領域，製品質量和生產手藝的提升。
二是相對寬鬆的商業製度，和海外貿易。
三是和平的外部環境。
四是諸業官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