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國內的導演圈沒有觀眾想象的那麼不和諧。和國師、馮曉剛那一代各自獨立的情況有些不同，沐茗、寧皓、徐征、包括韓涵在內的這一批導演，多多少少都有些合作和聯係。
今天我幫你的項目監製，明天你去他的作品裡客串，後天他到我的電影裡當一下編劇，互動性很強的。
客觀來看，隻要能防止這種互動合作退變成圈子裡的拉幫結派，那對國產電影產業的發展是有著很好的推動作用的。或者可以說，這種統一標準、統一體係的做法，本身就是電影產業工業化的雛形。
儘管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但劇本的構造仍然有著諸多困難。從沐茗的角度來看，目前最大的一個難題，就是怎麼避免和另外一部知名作品出現相似性的情況。
沒錯，就是那部一提到“賣假藥，真救人”的tag，就能想到的《達拉斯買家俱樂部》。
同為真實事件改編，都指向了醫療體係問題，甚至兩個主角的行為都一致，諸多的共同點真的很難不讓人把他們聯係到一起去。
這時候，就要看導演的改編能力了。既要保持有所不同——一樣的東西觀眾為什麼還要花錢再看一遍——也不能因此強行改變劇情影響到電影的邏輯性和真實性。
換句話說，它必須得看其來似是而非才行。
這部分的改動分為了兩個部分。一是外在的改變，諸如把男主角從病人之一修改為正常人，把真實結局的撤銷控訴無罪釋放改為了五年的有期徒刑等等。
而內在的變化，則是故事內核的變動。《達拉斯》敘述的重點在指控美國醫療體係的老邁僵化，即“明明有藥，就是不批”；而“藥神”這邊，沐茗他們則把重點落在了人情與法製的辯駁上，也就是“錢就是命，守法沒命”。
偷偷說一句，這種內核的改變也是比較符合國情和多方限製要求的。甚至電影能過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作為事件“主角”的靶向藥——格列衛，已經被擬如下一批醫保改革名單了。
當然了，這也可以理解。這部電影不論拍的怎麼樣，上映之後必然都會引起很大的反響。一旦出現的藥品並非醫保藥物，必然會引發一輪輿論。到那時候，不批吧，民情洶湧；批吧，容易出現輿論倒逼司法的情況。
所謂“戴著鐐銬起舞”，不外如是也。
關鍵是，這個“鐐銬”有的時候還真的是必須的，這就很讓人無奈了。
沐茗是這本書的主角，但並不代表他就是娛樂圈的主角。在沐茗安心“潛水”的時間裡，行業一如既往的正常運行著。
《爵跡》《長城》《擺渡人》，三部電影有條不紊的接手了國產電影下半年的挨罵工作。三部電影也用自己的犧牲，告訴了國內電影行業的製作者們三個教訓：
“粉絲經濟潛力是會被榨光的；美國人救不了我大華夏；你管得了我，還管得了觀眾愛看誰。”
當然了，說了他們也未必聽。畢竟誰也說不好他們拍電影賺的錢，到底是不是來自於票房。
水木影視雖然最大的排麵就是沐茗，但也有許多其他的業務。比如和故宮博物院聯手，上映了改編自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電影版；啟動了《戰狼2》的拍攝；《太陽的後裔》後期製作完成，由芒果衛視買下，定檔17年元旦，以對抗敵台江浙衛視同期播出的《三生三世十裡桃花》。
除此之外，因為之前的“橫向發展戰略”，水木還有很多影視以外的項目。比如和萬噠合作的國漫主題公園，和藤迅聯手開發國內的英雄聯盟周邊市場，以及和全球流媒體大佬flix的合作等等。
也就在這諸般紛雜中，時間劃過了2016，進入了時間線原點的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