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同近代時，中華因為落後，不少因為看見西方的強大而產生自卑心理的文人認為自己國家落後是因為文字不一樣，而主動提倡放棄漢文一樣，現在阿布奎也開始對自己的文字與文化的自信心產生了動搖。
克隆爾自然是有著同樣的感受，他已經開始主動買了崇文寺出版的四書五經與唐詩宋詞以及《大明會典》、《皇明祖訓》這些書回去，他決心要從中華的文史裡找尋到大明帝國強盛的秘密，作為總督的他們，自然也聘請了通譯，要了解中華文化，也是能了解一些的。
阿布奎和克隆爾這次來大明，的確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因為這個時代，除了皇帝是穿越者外，大明的士大夫還沒有清朝時的士大夫那麼保守，在了解異國文化方麵反而比西方人還要主動與開放。
甚至，不少漢人士大夫主動稱呼一些有學問品德的西方傳教士為泰西大儒。
這個時代的漢族士大夫也通過這種積極主動的文化交流形成主動思考，而形成自己新的思想。
相反，這個時代的西方人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反而沒有大明的士大夫主動，因為他們現在還比較野蠻，對外講究直接性的殖民掠奪，在文化交流方麵，也是強行同化，把其他文化視為異端，甚至對有其他文化的人直接肉體消滅，不然也不會發生多次宗教性的戰爭。
而現在的大明，因為自從正德朝時心學出現後，理學在思想界的霸主地位已經被撼動，出現了很多不符合主流思想的文人，如李贄這些；
理學的推崇者，也就沒有能力像西方的教會那樣壓製其他學問思想，再加上皇帝朱由校喜歡的又是偏探究事物本質規律而轉化社會實際應用的實學，以及各種新的社會生產關係出現，所以，大明現在的思想就特彆多樣，也特彆開放，以至於受此影響，各類士大夫都有，雖然有保守的，但也有不少主動研究其他文化，而意圖創造新學問的開放派。
這也就使得現在的大明顯得比西洋番國還要開放與文明。
所以，就由不得阿布奎與克隆爾這兩來自西洋的貴族驚歎，而自愧不如。
儘管大明的皇帝朱由校現在在法製上非常嚴酷，即便帝國的特權階層們有違背律令的地方也會被嚴懲，抄家滅族乃至梟首腰斬都有，但不是大明總督的他們自然不知道在大明當貴族可沒有在他們歐洲當貴族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