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顧景芬對編曲進度抱著謹慎態度，但有周頌配合和“啟發”，編曲進展確實非常順利。
這一版《我和我的祖國》編曲涉及的樂器並不算多，除了鋼琴和架子鼓，不過是笛子、提琴等寥寥幾種。經過顧老師形容的“師生通力合作”，在周五吃午飯之前，編曲工作就順利完成了。
“下午，咱們去百花深處。”在聲樂中心午飯的飯桌上，顧景芬宣布了這個決定。她說的“咱們”，是指她、夏琳和周頌。
“去百花深處乾什麼？”夏琳當然知道這條名字很美的胡同，早先去新街口、護國寺一帶玩的時候，她曾經被名字吸引，拉著周頌進去逛過，就是一條破破舊舊的狹窄小巷，沒什麼了不起。反倒是周頌一路上念念有詞，說了些“奶茶的味道真不錯”“PUA一脈相傳”之類奇奇怪怪的話。
“燕城音響器材廠就在百花深處。”陳媛是發過專輯的歌手，當然知道著名的百花錄音棚，“它有一個錄音車間，無論設備還是樂器，性能說不上特彆高級，但勝在全麵、夠用，而且有幾個不錯的錄音師。”
“陳師姐。”周頌現在也跟著夏琳這麼稱呼，“我聽說百花錄音棚的條件不錯，而且燕城也有音像出版單位，可我看你的專輯，怎麼都是申城、羊城那邊出的？”
“咳，咱們燕城這邊，做事考慮得比較全麵，申城、羊城更大膽一些。”陳媛想了想，最終也隻說了這麼一句。
聽到陳媛的婉轉“解釋”，周頌不禁失笑。當前大概很難想象，過兩三年以後，百花錄音棚大膽得連申城、羊城都要側目而視，比如說，內地最早的一批搖滾歌手，普遍都在百花錄音棚錄過作品。當然，那會兒的氣氛與當前又不能同日而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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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飯後，師生三人坐公交車到護國寺，下車後走進百花深處，又往南拐了一個彎，就到了燕城音響器材廠。廠子在一個不大的院子裡，有兩棟灰撲撲的小樓，錄音棚就在其中一棟裡麵。
對這裡，顧景芬顯然一點兒也不陌生，她輕車熟路地找到錄音棚的負責人，直接提出了要求：“我要給我學生錄首歌，能插個隊不？”
“顧景芬同誌，這個……”對方是個平平無奇的中年男人，跟顧景芬打招呼時還滿臉掛著笑容，結果一聽到要求，立刻就變成了苦瓜臉。
“我們就錄一首歌，燕城人民廣播電台等著要呢，幫幫忙。”顧老師也知道，錄音棚實際是音響器材廠的錄音車間，肯定有自己的工作進度規劃。但夏琳錄歌也確實是個越快越好的事情，要是排起隊來，還不知道要拖多久。
“喲，敢情您學生的歌要上電台？恭喜恭喜。是這個小夥子，還是這位小姑娘？看著年紀都不大，果然英雄出在少年啊，了不起。”
中年男人習慣性地恭維了幾句，話音一轉，又開始訴苦：
“真不是我不配合您，主要是我們廠裡有任務，現在都保障那邊去了，人手就不太齊……”
“耍滑頭。”顧老師笑罵，“我知道你們新引進了多軌錄音設備，可以一種一種樂器錄音，不用整支樂隊湊到一起才開錄。人手不齊，根本沒有那麼大影響。”
在傳統錄音方式下，需要把所有的樂器組成一支樂隊，一次性把整支樂曲錄下來，一個人出現了瑕疵，所有人都要跟著重來。如果運氣不好，樂隊不同成員輪流出錯，能把大家都搞到崩潰。
有了音響器材廠從國外引進的多軌錄音機，錄音棚就可以分頭錄製不同樂器的音軌，互不乾擾。當然，演奏者仍然需要反複嘗試，還不時要根據在外麵監聽的錄音師意見進行修正，最終錄出一個大家都滿意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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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彆跟我叫苦，咱們就這麼說定了。”在中年男人麵前，顧景芬可不像平時對學生那麼溫柔和善，反正對方也是長期合作的老朋友了。
“我們這個編曲方案不是很複雜，而且都是常見樂器。你給我們把錄音室、錄音師配齊，再抽調一兩個樂器師過來幫幫忙，一首歌耽擱不了你們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