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不同於明末，明清時候蓋壓群雄的理學在這個時代還沒有發展到成熟，官府也更沒有把理學當成官學來推展。
甚至士林中對於理學還有不小的誹議。
雖然周敦頤、二程這些人普遍得到了士大夫們的認可，但這認可更多的是他們的個人操守，而不是治學理念。
就像那司馬光，不說施政理念，隻言個人品德，忠信孝友，恭儉正直，那近乎於完人也。這點得到了所有士大夫的認可，就是市井小民們都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
趙構本來對宋時的理學還是顧慮，可來到了這個時代，得到了趙構本人的記憶之後，這點顧慮就徹底的消失不見了。
因為宋儒是一個“背叛者“的角色，趙宋初期，儒學還沿襲李唐學說，可等到中期時候，宋儒已然完全拋棄了前者，將漢唐儒學徹底掃入了垃圾堆。
把用對儒家經典新的解釋即所謂“義理之學“取代傳統的章句注疏之學，用儒家之道取代佛道等“異端“，用儒家的經世致用的“有為“來取代無用於世的舊學。
這些目的說白了，倒不如說是文官政治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所產生的自我需求。
科舉大興的趙宋沒有了東漢兩晉隋唐的門閥世家，根基的變動自然就會牽扯到了儒家之學的轉變。
而曆經了初期的繁衍生息之後，儒家的力量也很自然的占據了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但是在北宋初期，趙老大、趙老二他們為穩定社會秩序，在尊崇儒術的同時，又提倡三教並用，大量地修寺造像招攬僧人道士，編印佛經道藏，佛道二教由此得到了長足發展。而伴隨著佛道勢力的增長，其社會影響亦不斷擴大。從皇帝朝臣到文人士大夫乃至下層平民都有不少人浸淫其中，兩教的思辯哲學更吸引了當時許多儒家士人的理論興趣。一時士人相率談禪，以高妙玄遠相尚，不少在社會上頗有聲望的宿儒名士們也都究心內典，深受其影響。一些儒者更模糊了三教的界限，認為三教同道，可以並行不悖，種種情況表明，儒學已受到佛道之學空前嚴重的挑戰，其正統之地位正在被削弱。
這就仿佛是一個天枰，當傾斜角度達到一定量的時候，警醒的士大夫們豈能無有反擊？
一切的因素堆積到一起，爆發出來的便是現在的宋儒義理之學了。
什麼是義理之學？北宋的“義理之學“就是關注於經學的解釋、綜合，區彆於漢學的考證，漢學講究對一個一個文本的具體研究。煩瑣細碎，缺乏全麵之觀察。但隻講義理則免不了有空談心性直詬病。
理學為什麼能在兩宋發展起來？那就是因為宋儒的義理之學的發展一開始就表現出兩個既有聯係又有區彆的取向，那就是經世論取向的義理之學和心性、性理取向的義理之學。
在北宋時期，經世論取向的義理之學是占主流的。但後來，由於軍事、政治上的挫折、儒學經世論方麵的學術資源相對不足，加之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注重心性的義理之學逐漸占據了上風，最終成為了貫穿明清，占統治地位的理學。
所以趙構根本不用去把理學納入思考範疇，他更需要做的是為經世論取向的義理之學提供足夠多的事實證明。對比虛無縹緲的心性空談，肉眼看得見，兩手摸得到是好處利益，那更具有說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