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雄英的這種說法，讓朱元璋心緒難平，他突然間覺得自己身上好像背了無數頂大黑鍋，數不清的人在把各種罪責往自己身上推，就算自己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也不過是曆代皇帝都會做的事，更何況自己還有那麼多的功績。
在這一刻，他算是明白什麼叫放大過失，不談成績了。
“咱應該給江南減輕賦稅嗎？”朱元璋問道。
朱雄英沉默了片刻，“這個問題很複雜，減輕賦稅是應該的，但該怎麼減要弄清楚。江南賦重，不是苛待的問題，也不止是江南富裕的問題。”
朱標倒是有些困惑，在他看來，江南賦重的原因就是江南富裕，不在這征收，難道去貧瘠的地方征收嗎？
“江南賦重的根源在於官田，而官田的賦稅是比民田重的。”
“你的意思是，咱收了太多的地？”朱元璋的語氣裡透著清晰可聞的不認可
朱雄英察覺到了自己爺爺語氣的變化，但毫不在意地繼續講解道：“江南官田數量的上升是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我在未來看過一些學者的解讀，這個過程至少經曆了三個時期。首先是賈似道實行的公田法，當時宋廷大量購買了江南一帶的土地，成為官田，江南賦重也是從此開始冒頭的。”
朱標趕忙衝進了自己兒子的房間裡，找出了筆記本和黃金鋼筆開始記錄了起來。
“宋朝滅亡後，元廷沒收了大量宋代皇族，官宦人家的田產和宋朝本身就有的官田，於是官田數量又增長了一個台階。”等老爹回來後，朱雄英繼續說道，“為了穩定統治，元廷在立國之初搞了一波賜田，但很快又沒收回來，這一賜一收之間，元廷的官田就又擴大了數倍。”
朱元璋覺得這個做法很不地道，但又很對他的胃口。
“然後就是張士誠管理蘇杭後，他也搞了大量的官田，他的做法是把全部宋元時期的官田收入囊中，然後他和他的手下還要繼續征占大量的土地。所以在張士誠時期，所謂的官田數量又上了一個大的台階，當時光蘇州一府的稅糧就達到了一百萬石。”
這些數字朱元璋是非常熟悉的。
“最後就到了爺爺您這了。按照慣例，您打下了江南後，就把張士誠搜刮的官田並到了自己的賬上，與此同時，江南地主不但與我大明離心離德，同時還繼續興風作浪，大肆兼並，詭寄錢糧等等。”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爺爺您自然是零容忍，雙倍的那種。所以就出現了大規模地沒收江南地主田產為官田的操作。這應該叫曆史慣性吧，張士誠這麼搞，陳友諒這麼搞，王保保在河南懷慶府也是這麼搞的。”
朱雄英也是無奈聳肩。
“經過這一輪的發展下來，到我們大明管理天下時，江南一帶官田所占的比例就達到了當地田產的三分之二，而官田的稅賦又是比民田高出很多倍的，所以江南一帶賦重的原因就來源於此。外加上又是亂世，賦稅之高本身就前所未有，所以江南一帶的百姓在懷念什麼呢？”…。。
其實在這一點上，朱元璋是意識到了的，尤其是他記得，當初自己給官田賦稅定額時，有地方耆老將陳友諒征收賦稅的圖冊呈遞給了自己。
這份圖冊上的稅收定額高得離譜，真要是按照這個冊子上的標準征收賦稅，隻會造成更大的動亂。於是他殺了這個想邀功禍國的老頭，後來定下的稅額也比原本的低了很多。
“咱已經不止一次降低官田的稅賦了。”朱元璋說道。
“首先是減得不夠多，因為原本征收的就高。”朱雄英說道，“其次是執行上的結果應該不好。我看過史料裡大概說過，您在洪武二十一年處理過一批沒有嚴格執行減低賦稅的官吏。說明這件事在執行層麵上是有很大阻力的。”
朱元璋低眉沉吟，他意識到了這件事背後更深層的問題。
“在明宣宗時期，就是四叔的孫子朱瞻基在位時期，試圖減輕官田的賦稅。但被戶部駁回了。後來他為這件事專門找了當時的戶部尚書胡灐，親自監督，才推動了一次減賦。”
聽到老四的事情，朱元璋很不滿地哼了一聲。
朱雄英失笑，繼續說道：“朱瞻基之後，我們大明的皇帝就沒人敢去減輕官田的賦稅了，因為在那個時候，大明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困難，再減賦，大明就真得破產了。”
朱元璋和朱標聽到這，都格外憤怒，他們知道後世大明朝那種窮得響叮當的處境。
“所以關於江南減賦的問題，著力點還是在官田上。可現在的大明各方麵開支都很大，社會也才剛剛穩定，所以在沒有打開新的經濟增長點之前，這種減賦又是難以實現的。”
朱元璋仰頭一歎。他有些時候，雖然不多，但依舊存在，會暗自期望自己的大孫不要知道那麼多東西，這樣他就也不會跟著知道那麼多東西，這樣一來他就能按照自己原本的設想來劃定大明的未來了。至於這些設想對不對，能不能沿用萬世，這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