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事卻很奇怪，林博士在米國乃至全世界都很出名，但在華夏卻不紅，名聲遠不及陸訊，為什麼呢？其實，這與他幽默的性格和性靈的文風有關。二三十年代的華夏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各個作家筆下的作品都呈現出嚴肅冷峻的風格，意在承擔救國救民的責任，唯獨林博士大談幽默提倡性靈文學，當然不受待見。但這並不是林博士愛唱反調，不愛國，而是與他天性樂觀的性格和自由豁達的人生態度有關，而這一切又要歸因於家鄉的山水。
林博士出身於阪仔鄉，這是一個肥沃的山穀，四麵環山，無論天晴和下雨，都籠罩著一層層雲煙，猶如仙境。村裡還有一條西溪河，村婦們洗衣洗菜，兒童坐在水牛背上吹橫笛，或下水摸魚摸蝦，真是詩情畫意。從小生活在彆致優美的山水風景中，與大自然零距離的接觸，使林博士獲得了一種快樂，悠閒，自由、超脫與包容。
有一次，童年的林博士爬上高山，他俯瞰山下的村莊，看到村裡的人小得如同螞蟻在那裡移動，這令他目瞪口呆，心中立即漾起一股無可言狀的悲感。由此，林博士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山地人生觀——高山人生觀，其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直挺的個性與自信；二是對天地萬物的敬畏與謙卑之心。
“高山人生觀”深深地滲透到林博士的思想、觀念、性情和趣味等各個方麵，並影響著他的一生，更體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中，這也是他區彆於同時代作家的顯著特征，同時也是他名貫中西、走向世界的基石。
既做文人，應有丈夫氣林博士出身於貧窮的牧師家庭，父親至誠是自學成才的牧師，母親是地道的農家婦女，家有五個男孩，兩個女孩。林至誠用自身的努力告誡孩子們，如果要走出這些大山，隻有讀書這一條路，從小要有理想，要有誌氣。為了供養孩子讀書，林至誠不惜含淚變賣房產，最後，終於把五個孩子送進了大學。林博士從父親身上學會了要做一個有骨氣的人，做文人更是如此。
林博士在《做文與做人》中說：“既做文人，而不預備成為文妓，就隻有一道，就是帶一點丈夫氣，說自己胸中的話，不要取媚於世，這樣身份自會高。要有點膽量，獨抒己見，不隨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見的話，所見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寫是優美動人的文，獨往獨來，存真保誠，有氣骨，有識見，有操守，這樣的文人是做得的。”
林博士在寫作上是個堅持自我觀點，個人風格很強的人。他創辦《論語》雜誌，大談幽默，倡導幽默、閒適的文學風格。創辦《人間世》，提倡以性靈、自由的風格寫作小品和散文。無論是《論語》還是《人間世》，其風格都與當時的文風完全不同，當陸訊極力反對其寫作風格時，林博士依然我行我素，並說：“我要能做自己的自由和敢做自己的膽量。”
當然，林博士也是個社會責任感很強的作家，在國家為難之時，他公開支持陸訊痛打落水狗的態度，同時利用自己的名聲在米國寫宣傳抗戰的文章，在國際整治文化舞台上為國抗戰發揮力量。抗戰爆發後在紐約發表《霓虹征服不了華夏》和《霓虹必敗論》，從軍事、經濟、整治、外交和心理等各個方麵分析霓虹必敗，華夏必勝。在小說《啼笑皆非》中，對米國和大英等西方國家進行嚴厲批評，批評他們對華夏抗戰的忽視與無助，批評他們的無知和傲慢。
介紹華夏文化林博士曾對父親說：“我要寫一本書，在全世界都聞名！”沒想到，他夢想成真了。
基於對本國文化的透徹理解和熱愛，林博士用英文寫出以介紹華夏文化的隨筆《吾國與吾民》在米國出版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在4個月時間裡竟印了7版，並被翻譯成多國文字。隨後，為了滿足外國讀者對華夏更深入的了解，林博士寫了《生活的藝術》，一經出版，連續13個月高居米國暢銷書榜首，被米國的“每月讀書會”列為特彆書，紅遍全球。
林博士不是第一個向西方國家介紹華夏文化的人，前有古鴻名，但產生的影響和名聲都遠不及林博士。究其原因，我們可以發現林博士是用一種既不自卑也不取悅的態度向西方國家介紹華夏文化的。他在《吾國與吾民》說：“每每論及華夏，我總會想到自己的父母親，想到他們的言談舉止。他們的生活充滿了勇氣、忍耐、苦難、幸福、堅忍與剛毅。這是不受現代文明影響的生活，然而卻絲毫不比現代文明生活遜色。”
在林博士的文字裡有的隻是坦誠和自然，同時還透露出一股強烈的自豪感和自信感。他為自己是一個華夏人而感到驕傲，為擁有古老而偉大的華夏文化而感到自豪，也隻有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摯熱的愛，才能寫出這麼精彩的作品。
讓林博士沒有想到的是，隨著《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的發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華夏熱”，令很多外國人對華夏心馳神往。南洋一位19歲的戰士被霓虹俘虜，他在關押中就是靠《生活的藝術》一書支撐著活下來的。無疑，這兩本書成了無數外國人的枕邊書，並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到華夏。在林博士將華夏推向全世界的同時，也把自己推向了世界著名作家之列，成了紅遍全球的華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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