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這樣：把該解運至北京的四百萬石糧食，四石糧食折銀一兩，計有百萬兩，直接運銀子到京城。這部分銀子，全給皇帝，那麼還可以再運糧四百萬石抵京。
既滿足了京城的糧食所需，又完成了田賦收入該有千萬石解送至兩京的任務。
沒什麼大問題，年幼的朱祁鎮和當時的張太後也不懂太多，開心地接受了。
至此，大明帝國定額的田賦裡，差不多有百分之十五的份額永久地固定了下來，折銀百萬兩解送京城入內帑，是為金花銀。
朱常洛平靜地說道：“歲供折銀，與民來說自然是避免加收耗米、征發解運徭役的善政。但是，金花銀由單都發給了哪些府？”
所謂由單，便是朝廷劃分好這部分折算成金花銀的稅糧份額給各省，各省再對自己分到的份額進行切割，派發到府州。
皇帝說出此話，眾臣都沉默不語。
如果說是為了避免損耗，這一百萬兩金花銀，自然該劃分給運送損耗最大的偏遠地區才是。
但實情呢？反倒是分布於運河或者長江等船運最為便利的的南直隸、江西、湖廣、浙江、山東、河南等地。
更具體一點就會發現，還往往是各地相對富的府。
再發散一點還會發現，這麼多年來份額的分配還往往與這些地方的科舉成績如何有正相關的趨勢。
“下麵就不需要朕言明了吧？”朱常洛看著他們，“雖已折成金花銀，但由單所派府州，解運加耗一樣在收。”
運糧食有加耗，運銀就沒有加耗了？要換成銀子，要重新融成符合規格的金花銀呢。
陳蕖聽得大汗淋漓：皇帝這麼懂嗎？
其實地方上，從百姓手上收上來的仍舊是實物。
最終到了戶部，也隻核對各地應送到的金花銀數目。
這漫長的過程中，其實並不必千裡迢迢真把銀子從南方運到北方：如果在北京有人能直接拿出相應數額的銀子，不是省事了嗎？
其次，獲得份額的地方上收上來的那部分糧食，按照一兩銀子四石的比例，這部分糧食就不用運到北方了，可以留下來。
是賣還是用，賣給誰？賣價多少，那還用說嗎？
一石糧食如今的售價又是多少？
北方大約十一錢到一兩，南方大約八錢到一兩，這是沒有大規模天災的情況。
如果特殊時候，米價漲到二三兩甚至更多也是有的。
也就是說，如果獲得了金花銀由單的府州有人出麵把本府州應交上去的金花銀承擔了，那麼那些糧食自然可以歸他處理。
四錢銀子一石，轉手就是至少一倍的毛利。所得淨利，商量好分成比例就好了。
於是最後，在北京的皇帝隻知道自己每年固定有百萬兩白銀入賬，地方上的百姓仍舊上繳田賦以及各種加派、役銀，而地方上的官紳總是搶奪著金花銀份額、找各種原因拖欠金花銀外的其餘賦稅、每逢“喜事”就盼著蠲免。
這便是從金花銀入手的大明財計艱難真相之冰山一角。
如此金花銀，上至天子，下至官紳，誰不稱妙？
勸皇帝節儉，卻從不勸減少金花銀，原因就這麼簡單。
都是生意。
“國庫空虛，財計艱難，年年都在喊。”朱常洛靜靜說道，“朕也不會就此大動乾戈。若有地方因未言蠲免便不歸心，明年金花銀便不派該地，朕倒想看看他們不歸心是想乾什麼。”
陳蕖聽得心裡一顫：這兩件事還要掛鉤？
朱常洛卻繼續道：“朕可以裝糊塗，但彆真的當朕糊塗。財計艱難是事實，有些府州因為災禍，百姓負擔過重，也確實可以酌情蠲免，但那是後麵一事一議的恩典。舉國蠲免？哼！無非數年一次，助長地方尋由頭先積欠著、再待時蠲免的風氣罷了！這份民心，也配稱忠孝？”
用這一個簡單的例子，三個內閣大學士之外的所有人正式認識了新君。
田樂是早就認識過的，但此刻仍心動神搖。
如用兵，多麼直擊要害的一招？但是太險了，直趨要害，鋒芒畢露後便是群敵環伺。
“財計為何艱難，朕心裡有些考量。”朱常洛又說道，“卿等心裡應該也是了然的。朕奏請父皇和皇祖母撤了礦監稅使，蓋因這法子解決不了問題。今日留卿等議一議，就是看卿等有沒有法子。誠如登極詔所言，節流一事，朕親為表率在做了。如何開源，卿等為朕解憂。”
沒一個人能立刻開口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