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著說，慢慢說。”皇帝期待，並且鼓勵。
李三才正好再謝個恩，拖延一下時間。
又是上來就問症結，相當於要先承認漕河就是有病。
總督漕運的人如果說不出個一二三四，那還“賢能”嗎？
可那些症結說了又有何用？說得多深？
“臣竊以為，漕河症結有五。”
禦前奏對就是這樣，一問一答之間，節奏快，支支吾吾就是大問題。
李三才的大腦飛速運轉，語氣顯得凝重，這樣語速能夠慢一點，給自己爭取時間。
“其一，河工之難。”他決定首先把問題推一個到總理河道衙門，“水無常形，旱澇不一。漕河貫穿南北，地勢高低不平。此處淤積，彼處潰堤。河道衙門每年雖用了許多財力物力人力，漕河還是免不了要限於水情、天時，不能往來無阻。”
說著這些時，他或者看看皇帝，或者看看其他人，是一副正在剖析情況、交流想法的架勢。
實則是看大家的反應。
但大家都是合格的老演員了，並沒有明顯的反應讓他捕獲到什麼有用信息。
神情體態寫滿四個字：不置可否。
“……其二便是要衝之阻。過江、過淮、過山東，一是橫渡大江之險，一是大河入淮處之淤，一是山東地勢之高，這三處要衝，常常阻塞。長江天險無法可想；潘季馴治黃淮雖功德無量、淮安附近仍是水情莫測、久則淤積；至於山東，或者難於取水，或者患於黃河潰水。隻說最近這些年，臣下們就想了不少法子。”
他如數家珍一般，先說起具體例子來：“萬曆二十一年，總河舒應龍在微山湖東開渠四十五裡連通泇河，既可濟漕河，又可泄洪蓄水。然渠道窄淺，不能行船。萬曆二十五年，總河劉東星再疏泇河，去年又奏請加寬挖深，未能得旨。泇河若能通行，至少能有三四成船隻不必借黃行運……”…。。
朱常洛默默聽著。
潘季馴已經去世六年了，他主持的治河工程，前不久不是又被他翻出一樁舊事嗎？清河口仍舊淤積，像是佐證了李三才的說法。
但他說的這兩條，都屬於客觀問題。
不能說不對，但隻能說根本還是在泛泛而談。
把這些當做症結去解決，無非是朝廷又要花去天量的銀子還不一定能成功。
“……其三，運軍之怠。”
李三才看皇帝始終沒什麼反應，終究還是說到了人的方麵。
這一次，大家給了他反應，都看向了他。
包括王承勳。
於是李三才隻看著皇帝，沉重說道：“臣身負漕運之重，提督漕軍軍務，時感有心無力。運兵僉派，難；將官克扣、逃卒眾多，難；地方征役難以推脫，難；漕船敗朽、造辦修繕不力，難；運兵眾多，俸糧行糧巨耗，難。”
李三才連說五個難，語速加快了一些。
“其四，鈔關之險。自南往北，七大鈔關，漕船、民船都要查驗。大天官當麵，自知此等關津所在，吏治極難。官吏既少，諸閘為隘，這是天險要衝之外又阻運河通暢的人險。但若撤了鈔關，朝廷財計又少一大筆歲入。”
“這最後，便是南糧之遠。”李三才最後一句話最簡單，“隻能南糧北運，漕河諸弊，病灶就是這四字。”
因為要南糧北運，為了保證時效，所以南直隸和三省田賦要南京戶部就近代征。
因為還要保證穩定送到，所以要養著漕軍，要養護河道、漕船。
朱常洛這才點了點頭：“漕台所言，足見深明漕河精要。京師在北麵，九邊要守土，糧食隻能從南麵運來。這一點是病灶，那這漕河弊病就隻能治標，治不了本。道甫，你既明其害，可有對策？”
“……臣愚鈍，徒見症結，束手無策。漕河牽一發而動全身，兩百年來聖君能臣都沒有好法子，臣在淮安也隻能勤勉謹慎，不敢寸進，還望陛下恕罪。”
李三才知道皇帝可能是有心解決問題的，遮洋總不是要改製為商嗎？
但漕軍在冊十餘萬，漕河沿線百萬百姓已經找到了各自的位置、靠著如今的漕河體係生活，李三才並不看好皇帝和朝廷能拿出什麼有效的辦法。
這是既與天鬥、又與人鬥的難題。
再次遷都南京，自然不必這麼極限依賴這條漕河了，但那又意味著廣袤的北方遠離中樞。邊防不可廢，封疆大吏和邊疆重將的割據隱憂，皇帝能夠接受？
現在就是這種格局，皇帝在北京，北方相對穩，江南就自恃賦稅、朝廷不得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皇帝也不能既要又要！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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