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忠義九點十分左右,在‘南平大道東’這一站坐上34路,34路大約二十幾分鐘後到達‘文昌路口’站,何忠義下車,文昌路口附近的監控拍到了他一個背影,幾分鐘以後他走出監控範圍,追蹤不到了。”
駱聞舟從小在燕城長大,一聽地名就明白大概位置。
“文昌路”位於花市區中央商圈東南方——也就是說,死者離開承光公館之後,非但沒有回家,還往反方向走得更遠了。
“我現在就在文昌路口,”陶然舉著手機,在嘈雜的交通噪音裡大聲說,“所以至少九點到九點半之間這段時間裡,何忠義不在西區,當時周圍老百姓聽到的吵鬨聲和命案也沒有關係。馬小偉太冤了,王洪亮乾什麼要急急忙忙地抓他?不知道的還以為是警察殺了人,要找人頂罪呢。”
“駱隊。”這時,一個刑警跑過來,塞給駱聞舟一堆材料,“法醫那邊的同事們把報告傳過來了,推斷死者何忠義的死亡時間大約在二十日晚上九點到十點之間。”
“九點到十點之間,”駱聞舟接過來翻了翻,沒回答陶然的疑問,“按照這個結論,何忠義下車之後不久遇害的可能性很大。”
陶然大概是找到了一個安靜的地方,電話裡的雜音小多了:“九點左右,承光公館裡的飯局正好結束,張東來從室內出來,第一次被院裡的監控拍到臉。當時他在院裡逗留了一會,隨後重新回到室內,九點四十五分,院裡的監控又拍到了他,他跟一個女孩出來說了會話,然後相攜去了小樹林。”
駱聞舟歎了口氣:“我看張少爺這行程安排得實在緊鑼密鼓,應該忙得沒空殺人。”
“如果他沒有雙胞胎,那張東來的嫌疑確實可以洗清了,咱們是不是得放人了?”
駱聞舟不置可否,隻問:“你還查到了什麼?”
“還有一份通訊記錄,”陶然說,“我跟你說,這件事很奇怪——死者在承光公館外圍等人的時候不是打了一通電話嗎?我從他室友那拿到了他的號碼,去查了一下他的通訊記錄。二十號晚上,何忠義曾經幾次與一個沒有登記過的號碼通過話。”
“唔?”駱聞舟一挑眉,“奇怪在哪?我們之前不就推斷死者和凶手應該認識嗎?”
陶然說:“奇怪的不是這幾通電話――那天晚上九點五十左右,何忠義的手機上收到了一條短信,來自另一個難以追溯的黑號,內容是‘結賬地點改在金三角空地,五月二十日’——你說這是什麼意思?結賬?結什麼賬?跟誰結?‘金三角’空地又是什麼?我總覺得這個名字有點……”
駱聞舟突然開口打斷他:“先不管這個,文昌路那邊是老城區的核心地段,人很多,九點多也不算晚,你帶幾個兄弟在附近轉著問問,看是不是能有見過他的。”
陶然一愣,還沒來得及說什麼,駱聞舟那邊已經急急忙忙地掛了電話。他忍不住對著自己的手機皺了眉——之前,陶然以為王洪亮隻是一隻單純的幺蛾子,就想推諉責任和屍位素餐,因此要防著他乾出出圈亂紀的事阻撓調查,最好能找個由頭把他捅下來。
而直到這時,陶然才隱約意識到,這件案子裡恐怕並不隻有政治。
市局刑偵大隊行動非常利索,不到一個小時之後,刑警們全部就位,兵分四路,開始拿著死者何忠義清晰近照到處打聽。
這種工作通常是刑警們的日常活動之一,不得不做,極其漫長無聊,痛苦程度大約和在路邊發傳單不相上下,他們得把一樣的話跟無數人解釋無數遍,能不能排查出蛛絲馬跡,卻還是都得拚運氣。
因為人眼不是監控攝像,不可能把每一個經過的人都留存。
而這個城市太大了,所有人都在早出晚歸的洪流中周而複始——鄰裡之間大多隻是點頭之交,公共交通工具上隻有一大片低著的頭,人們透過巴掌大的屏幕,可以能圍觀大洋彼岸的鬨劇,窺探南北極上的奇聞,參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內所有大小熱門事件的討論,每時每秒都忙碌非凡,當然無暇記住一個衣著不合時宜的小小打工仔。
因為他實在太普通、太無趣了,並不值得一顧,也並不值得被短暫地存在誰的記憶裡。
不論死生。
這一次,警方的運氣用儘了,陶然他們頭頂太陽,一直把太陽嘰裡咕嚕地頂下了山,依然一無所獲。
“副隊,我們那邊都說沒見過。”
“陶副,我們走訪的是西邊那條路,把沿街店鋪裡的監控挨個調出來看的,你猜怎麼著——沒有。”
“有個老頭說他可能見過,我問他往哪去了,結果他給我指了一處建築工地。”
至此,何忠義下車以後去了哪,又在哪裡遇害,線索又續不上了。
這個不到二十歲的少年人,來到偌大的燕城不到一年,在監控的默片中繞著城市中心走了大半圈,繼而失去蹤跡,死在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
而人死了,屍體竟還不肯歇息,竟又離奇地乾坤大挪移,千裡迢迢地回到花市西區――從哪來,回哪去,不影響繁華地段的市容建設。
陶然也無計可施,隻好把一幫被烈日烤出油來的刑警們就地解散,簡短地向駱聞舟彙報了失敗的工作進度。
“我這邊估計沒什麼進展了,”陶然說,“我看還是得重新回去做受害人分析……你這是在外麵嗎?”
駱聞舟好像正在什麼人的車上,因為電話裡傳來車載收音機的路況播報,主播正在用“窮舉法”描述“全市每一個地方不堵”的晚高峰。
駱聞舟含混地應了一聲,頓了頓,把車載收音機關上了:“或者也可以想辦法走張東來這條線。”